《与于襄阳书》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写给节度使于襄阳的一封信。信中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与于襄阳1书

七月三日，将仕郎2、守3国子4四门博士5韩愈，谨奉书尚书6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7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8焉。士之能垂休光9、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10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11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12不肯谄13其上，上之人负其位14不肯顾15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16之，不可谓上无其人17；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18，道方而事实，卷舒19不随乎时20，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21不敢后于恒人22，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23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24也。世之龊龊者25，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26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27。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恭敬地把信呈给尚书阁下：

读书人能够享有大名声，显扬于当代，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地位显达的前辈替他引荐的。读书人能够把他的美好德行流传下来，照耀后代的，也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后辈给他做继承人的。没有人给他引荐，即使有美好的才华也不会显扬；没有人作继承人，即使有很好的功业、德行也不会流传。这两种人，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

难道是居于上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援的人，居于下位的人中没有值得举荐的人吗？为什么他们互相等待那样殷切，而相逢的机会却那样少呢？其原因在于居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巴结地位高的人请求引荐，居于上位的人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照顾地位低的人。所以才学很高的人很多都为不得志而忧愁，地位高的人没有显耀的声誉。这两种人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没有去求取，就不能说上面没有引荐人；没有向下寻找，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可以举荐的人。我思考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没有敢把这句话说给别人听。

我从旁听说阁下具有非凡的才能，不随波逐流、有独到的见识，行为方正做事实际，进退有度不随流俗，文武官员能量才任用。难道您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吗？然而没有听说过后辈有得到您的赏识和礼遇的，难道是您寻求而没能得到吗？还是您志在建功立业，而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也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呢？为什么应该听到您推荐人才的事却久久没有听到呢？

我虽然没有才能，但要求自己却不敢落后于一般人。阁下将要寻求的人才还没能找到吗？古人说过：“请从我郭隗开始。”我现在只为早晚的柴米和雇仆人的费用着急，这些不过费阁下一顿早饭的费用就足够了。如果您说：“我志在建功立业，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还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那就不是我敢去知道的了。世间那些拘谨小心的人，既不足以向他们告诉这些话，而胸怀坦白、才识卓越的人，又不听取我的话，那么就真的是我的命运很坏了！

恭敬地呈上我以前作的文章十八篇，如蒙您过目，也足以了解我的志向所在。韩愈诚惶诚恐，再拜。

贞元十七年（801年）秋冬之际，作者被任命署理国子监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下这封信请求引荐。

作者不甘于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乃上书于缰尚书，希望得到赏识而予荐举。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下”，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前半瑰伟游泳，后半婉娈凄切。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二：两存地步，不失轻重，乞索书之最出拔者。“未尝干之”四句，结上生下。“岂愈所谓其人哉”，不说煞，方起得“未闻”二字。“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二句，只此正说。“如日吾志存乎立功”五句，都用反跌，不陋。“世之龊龊者”二句，顾未尝敢以闻于人。“磊落奇伟之人”三句，此一转仍未尝乞哀，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前半幅只是闲闲说成一段议论，或整或散，或对或不对，任笔自为起尽。至“侧闻阁下”后，方是两段正文。一段先扬后抑，一段先抑后扬。因前幅既有议论，于是轻轻着笔便休也。更妙于放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又收到不肯“后于恒人”。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晋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年间进士。任刑部侍郎时，曾因上疏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卒谥文，又有“韩文公”之称。

韩愈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文，倡导散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变化，其诗常“以文为诗”，追求奇险。于山水旅游诗，则另创一派，扩大了创作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有《韩昌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