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种红菱下种藕》是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2年1月。

一个叫秧宝宝的乡下小女孩，因父母要到温州去做生意，不得已离开乡下沈溇的老屋子，被寄养在华舍镇的李老师家里，这个与村庄风貌迥异的城镇从此就成了小姑娘的生活天地了。这个镇子对一向闭塞的秧宝宝而言，是那样陌生奇特、日新月异，令她大开眼界。初入华舍，秧宝宝在寂寞的境地里与同学蒋芽儿做了朋友。她在蒋芽儿的带领下，探究着这个新天地，满足着孩童的好奇心。她的视域，变得开阔起来。秧宝宝在忘记写作业、忘记回家，与蒋芽儿一同沦为班上差生以后，不顾闪闪的反对继续与蒋芽儿疯玩。小姑娘在一年内跑遍华舍镇的角角落落，看到和经历了许多人事。一年之后，当秧宝宝准备离开华舍镇，走向更遥远的绍兴时，她已经不知不觉地长大了。

关于该小说的写作初衷，王安忆说是缘于近些年来的江南水乡小镇体验，是农村生活给她的启迪。1996年夏，王安忆因病到绍兴华舍镇休养，在那里亲身体验到现代化和城市化给小镇的自然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带来的变化。于是她写了《上种红菱下种藕》这部小说。

秧宝宝：秧宝宝是位敏感、机灵、倔强、认生、害羞的小女孩，本名夏静颖。她的童心世界还是半明半暗，混沌一片的。当她带着新奇又有些惶恐的童真，来到寄宿的李老师家生活时，李老师一家的善良而又时常忽视她。强烈的自尊使秧宝宝常常像一只受伤的小猫一样躲到僻静处舔舐伤口，而沈溇荒败破旧的老屋就是她静静养伤的最好去处。这里的一切都带着旧日的温情，隔壁木讷、善良、倔强的看房子的老公公是小女孩的精神依恋，只要看到老公公，她那惶惑的心境便会安静下来。

公公：守着秧宝宝老家屋子的公公。他是讲究礼数的传统保守文化的代表人物。礼义轻到给秧宝宝妈妈送一块火腿，答谢她能给他一个栖身之地，给秧宝宝送去新结的葫芦，为秧宝宝留着新生的鸡蛋。他坚决不进城里和儿子一起生活，宁可独自固守破败的家园。他为自己选造棺材的事轰动了小小的沈溇，使公公成为沈溇中心人物，也成为妨碍火葬政策贯彻的老顽固。

陆国慎：李老师的儿媳。陆国慎对秧宝宝十分呵护，每天帮她梳头、替她装饭。秧宝宝上学出门时小小的挥手成为她们共同的秘密。当两人友情受到挫折后，即使不说话，也会默默地互相呵护。陆国慎住院，秧宝宝带着头生蛋去医院看她，又把写了名字的鞋盒交给保安，自己一声不响地走了。

作者通过秧宝宝的成长故事为传统乡村文明的现代化蜕变提供人化的注脚，因为秧宝宝的成长故事始终与作者精心描画的江南村镇风俗画勾连在一起，而这幅风俗画中的一切又都在时刻发生着变化，表面静默的画卷中有着喧嚣，表面杂乱的事物中有着方向，那就是传统乡土文明由旧向新的蜕变，也就是无可遏抑的历史脉动。作者择取一位成长中的女孩作为小说主人公，刻意设置成长话语，将文明蜕变的隐喻与主人公经历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是为表达对这一切的复杂感受与思考：一段文明的蜕变正如一个孩子的成长，“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可以呈现出后者不断包裹前者，二者呈现共同生长的态势。如同秧宝宝从乡村到小镇的成长历程，虽然她在不停“前行”，但并非抛弃“传统”而投入“现代”；在她的生命中，每段历程包含了前一段所体悟到的一切，这些历程在她的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共同熔铸为成长中的一部分。

叙述视角

小说通过小主人公秧宝宝的眼睛和心灵感受日常生活的冷暖和世事的变迁，以小孩的眼睛反映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似乎太狭窄了，因为主人公毕竟是位只有九岁，来自农村的寄托在别人家的小女孩。但读者在作品中却丝毫感受不到因为叙述视角受限而使表现的笔力受阻，相反却因孩子的目光而漫无边际、无遮无拦。看到什么写什么，看到谁写谁，似乎没有聚焦，没有选择。所以内容庞杂，头绪繁多。人物则是出出入入，有时让读者忘了主角是谁。可见该小说创作视角虽非全知全能的叙述，但叙述效果却是开放的全景式的。嘈杂纷乱的画面其实是由非常明晰的两大场景构成的。一个是秧宝宝生活了九年，刚刚离开的江南农村沈溇，一个则是距沈溇三四里路的与城市交界的小镇华舍镇。

作者笔下的沈溇是一个已被工业化大潮逐渐淹没的农村的缩影，破败凋敝，人丁不旺，村里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赚钱，剩下的是老弱病残。一矗矗无人居住的明窗亮瓦的新楼房更显出老屋的颓败。但正是散乱堆放的旧物，横卧竖爬的瓜藤，才让秧宝宝漂泊孤独的心安定下来。小镇华舍有高速公路，也有水田；有公交车也有拖拉机；有霓虹灯也有未被污染的月亮；还有许多打工者和他们的故事，以及妓女黄久香式的精神人物；有茶楼、酒楼、影楼。作品中的小镇既有寂静，安闲的一面，又处处显示着蒸腾的气象。中年人忙于赚更多的钱，秧宝宝的父母到温州闯荡天下，蒋芽儿的父亲脚踏实地地发了财，东北汉子们背井离乡的艰辛，闪闪创业的艰难曲折，黄久香为了生计出卖色相等，这些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便构成了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物质精神生活的缩影。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因为九岁女孩的眼睛而失真，也没因为看世界的眼睛只有九岁充满天真。

淡化情节

小说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对日常生活的原生状态给予极其重视，所以形成一种看似未经梳理的、松散的叙述模式，它的审美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小说对江南小镇向城市转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世俗风情，在世态人情中酝酿着丰富的感情潜流。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情节进展没有明显的因果逻辑，读者看到的是没有太多关联甚至一点关联都没有的单个人的故事和单个的场景，读者几乎看不到人物性格的嬗变和矛盾冲突的展开，但江南风情民俗的描写却异常活跃生动。

小说中也夹杂着大量的风俗、掌故、人生经验，这些都使小说体现出亲切、自由的风格。但同时也弱化了情节，秧宝宝碰到什么就写什么，枝节纵横，旁逸斜生。如由黄久香去包公殿拜千人佛，引出抽签、拜佛、以及和尚诵经等道门佛事；由老公公找木匠做棺材，引出江南水乡打眠床的风俗；由吃饭写到如何做鱼圆。小说就是由这些流动的生活画面组成的。这一特色和汪曾祺的小说非常相象，笔法如行云流水。这种生活流的写法在王安忆的小说中虽然早已存在，但如此这般散淡与不经意，流淌着如此浓厚的文化气息，在王安忆的小说中也是少见的。

意象象征

书中来源于公公吟唱的歌谣《曹阿狗》。这首歌谣共出现五次，前三次分别是秧宝宝三次回到沈溇之时听到公公的吟唱，第四次是作者转述公公临终前的念唱，第五次则是秧宝宝领着蒋芽儿在桥上慷慨激昂的高唱。它的内容说的是“某人某年里勤劳的生计，一寸一寸地种着食粮瓜菜。”据此来看，这首歌谣的内涵有两个层面：首先，它写的是传统农耕社会中，曹阿狗一家勤苦操持生计的努力，展现了水乡农民祖祖辈辈以来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其次，虽然歌谣中不免流露出对生活艰辛的忧愁和慨叹，但同时也呈现了一派生机盎然、安稳自足的田园生活图景，因此它也是消逝的美好乡村的一个缩影。

书中公公的经历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他处处遵循传统礼节，过着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这首歌谣是他在劳作时经常唱的，可以说是对生活状态和处世原则的呼应。公公的心愿就是能为自己做口好寿材，安心归于黄土，在请人做寿材的过程中，他分外严肃而郑重，满心骄傲。可无奈的是，由于土葬被禁止，他的愿望终于没有得到实现。书中曾写到公公激越地唱《曹阿狗》来抗拒劝他接受土葬的干部，又写到他在临终之时也念着这首歌谣。公公和《曹阿狗》象征着宁静恬淡的田园文明，公公的命运象征着这种诗意、温情的文明正在被现代商业文明所席卷和吞噬，而秧宝宝最后对这首歌谣的高唱，则象征着对传统文明的哀悼和一种内在的坚守。

评论家王雪瑛：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镇成为王安忆观照现代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如何此消彼长的对象，这也是她对城市生活之外，丰富的生活形态的追寻、发现与呈现。

王安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长篇小说代表作有：《长恨歌》《富萍》《启蒙时代》《天香》《匿名》等。《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启蒙时代》获第二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中篇小说《流逝》《小鲍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王安忆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6年获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