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弄堂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弄堂，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名人，多少个记忆，与石库门，与亭子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弄堂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弄堂，上海人对里弄的称呼，它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江南民居，也不同于任何一种西方的建筑形式。然而，它又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又或多或少地带有外来的建筑影响。 它最能代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它也是近代上海历史的最直接产物。

上海这座城市就好像一个有生命的肌体。从高空俯看：纵横交织的道路犹如动脉，把城市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之内，又有许多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的小通道，它密密麻麻布满全城，就像毛细血管那样细小却充满了生机。对这些小通道，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称呼，上海人则把它唤作“弄堂”。

“弄堂”古时写作“弄唐”。 “唐”是古代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路。这个汉字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就已出现。它在古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后来作为“大路”的这层意义渐渐被历史冲淡。及至近现代，人们已记不起“唐”这个字与建筑学有什么联系，因而代之以另一个在建筑学上有意思的汉字“堂”。“堂”原来是对房间的称谓，与大路、小巷无甚关系，但在近现代汉语中，它与建筑学的联系毕竟比“唐”更紧密些，而且又与“唐”谐音，这样“弄唐”就演化成了“弄堂”。

其实，称“弄堂”的不只是上海人，中国江南地区都这样称呼。但是弄堂能与北京的胡同一样著称于世，却主要是因为近代上海大批里弄住宅的兴起。

弄堂从何而来要追溯到上一个世纪。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被允许在此居住、经商。 1845年，当时的上海地方政府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正式确定了第一块租界的四至范围、租地办法、租界内市政管理方法等加以明文规定，成为上海外国租界最早的法律条文。在此章程中，明确规定“外人不得架造房舍租与华人”，形成了早期“华洋分居”的局面。也就是说，在上海开埠的最初几年里，除租界范围内原有的中国居民外，其它中国人是不允许移居租界内，租界内的外国人的经济贸易活动中也不存在房地产经营行为。

然而，小刀会起义，改变了这一局面。1853年9月，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与清军展开了长达一年半的拉锯战，大量城隍庙居民为避战火而移居较为安全的外国租界，“华洋分居”的规定被彻底打破。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干脆撇开中国政府，自行修改《土地章程》，完全删去了有关不得建屋租与华人的条例，“华洋杂居”得到“法律”承认。租界内，外商从事房地产经营终于“合法”。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攻克镇江，60年代还三次进军上海，迫使江浙一带大量地主、乡绅、富商、官僚纷纷携眷涌入上海租界寻求庇护。1853年前，租界内华人仅500人，1854年激增至2万人，1865年已近15万人。大量华人进入租界后，极大地刺激了租界内房地产经营活动。由于人多房少，房价高得出奇，利润可高达30~40%。许多外商发现，他们兴建供华人选住的住宅所能获得的利润，远远大于也快于贸易利润，且无任何风险。因此大多数外商都很快将商业与兴趣转移到房地产经营中来。一些早期的著名洋行如老沙逊、怡和、仁记等，原来主要从事鸦片贸易，也都纷纷投巨资从事房地产经营。许多外商甚至借债造房出租或出售。

最初建造的这类专供向租界内华人出租的房屋，都是木板结构，成本低廉，施工简单，建造速度快。从1853年9月到1854年7月，不到一年间，广东路和福建路一带。就建造了近800多栋这种以出租营利为目的的木板简屋。这种出租木板房屋一般采用联排式总体布局，并起某某“里”为其名称，是后来上海弄堂的雏形。到1863年这种以“里”为名的房屋已达8740栋。1870年后，这种简易木板房屋因易燃不安全而被租界当局取缔，但由于大量建造出租住房可给租界当局带来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因此房地产经营活动非但没有被制止，反而越来越繁荣。不过，早期简易的木板房则完全被一种新形的住宅——石库门里弄所代替。从此，弄堂住宅开始正式走上上海城市建设活动的舞台，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最早的弄堂住宅大多分布在黄浦江以西、泥城浜（今西藏路）以东、苏州河以南、旧城厢以北，即今黄浦区范围内。如建于1872年，位于北京东路之南、宁波路以北、河南中路之东的兴仁里；位于广东路的公顺里等等。至20世纪初，仍有大量老式石库门弄堂在建造。如位于浙江中路、厦门路的洪德里；位于汉口路、河南中路的兆福里；位于广西路、云南路和福州路之间的福祥里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租界内里弄住宅的影响，上海老城厢

20世纪以后，上海的房地产经营活动更加高涨。除老牌的沙逊洋行、怡和洋行等大多将主要业务转向房地产经营外，新的房地产商更是如雨后春笋。如1901年开设的哈同洋行，1902年开设的美商中国营造公司，1905年开设的比商义品地产公司等，都是当时极有影响的大房地产商。在大量兴起的房地产业刺激下，弄堂住宅空前繁荣，在全市的分布面也大大扩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的房地产业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到30年代，上海经营房地产者已在300家以上。日益高涨的房地产业刺激了上海建筑业的繁荣，也带来了弄堂建筑的又一个建筑高潮。整个20年代是新式石库门弄堂最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地价上扬，建筑向高发展，传统的两层高的石库门住宅开始向三层发展，室内卫生设备也开始出现。此时期新式石库门弄堂如尚贤坊（1934年）、四明村（1928年）、梅兰坊（1930年）、福明村（1931年）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新式石库门弄堂大量建造的同时，又从中演变出一种新的弄堂住宅形式——新式里弄。在新式里弄中，石库门这一住宅形式被淘汰了，封闭的天井变成了开敞或半开敞的绿化庭院。形式上更多地模仿了西方建筑式样而较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式样。各种建筑设备也较为齐全了。其分布也由市区东部向西区发展。新式里弄中较著名者有凡尔登花园（1925年）、霞飞坊（1927年）、静安别墅（1929年）和涌泉坊（1936年）等。

1930年代后，新式里弄进一步发展，演变出一类标准更高的花园式里弄住宅。这种住宅由长条式变成了半独立式，注重建筑间的环境绿化，室内布局和外观接近独立式私人住宅，风格多为西班牙或现代式。 如建于1936年的福履新村、1934年的上方花园和1939年的上海新村等。

早期石库门

早期石库门弄堂的最大特色，就是采用具有浓厚江南传统民居空间特征的单元，按照西方联排住宅的方式进行总体布局，因此一开始就带上了中西合璧的色彩。

它的单元平面基本上脱胎于我国传统民居中三合院或四合院的住宅形式，一般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主要部份为二层楼，后部附属房屋则为单层。它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我国传统民居中封闭式深宅大院的样式，但面积尺度大大缩小，空间变得局促紧凑了。在纵向布置上，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平面总是对称布局。进门后首先是一个方整的天井，虽不比传统住宅中的庭院深邃，但也能体现出一些庭院的空间特征来。正对天井的是客堂间，有可拆卸的落地长窗（其形式为我国传统格子门的简化）面向天井。客堂一般阔约4米，深约6米，用于中国传统起居中最重要的聚会、喜庆、宴请等礼仪活动。客堂的两侧为次间，天井两侧为左右厢房。客堂后面，为通向二层楼的横置单跑木扶梯。再后，则为后天井。后天井的进深一般为前天井的一半，且有水井一口。后天井之后是单层的灶间、贮藏间等附属用房。这样一种布局方式基本上满足了中国家庭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居住观念，又较为节省土地，适应了租界内新的城市空间条件。

老式石库门弄堂的承重结构，大多采用江南民居中最常见的立帖式木构架外加砖墙围护结构。其立帖木柱一般为直径15厘米左右的杉木，4柱或5柱落地。

如果说早期石库门弄堂的建筑单体还基本保持了传统民居的特色，那么它的总体布局方式则更多地受到西方联排式住宅的影响。在排列方式上即有南北向相联的，也有东西向相联的，主要考虑利用地形，多建房屋，并不太注重朝向。弄道宽度较窄，仅3米左右。一般没有总弄次弄之分。

后期石库门

三开间、五开间的平面比较少见了，较多见的是双开间甚至单开间的平面，传统二层高的石库门住宅开始变成三层。在后部出现了后厢房和亭子间。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城市土地价格的上涨带来房价的大幅度提高，大面积住宅售价的社会承受力大大下降。房地产开发商不得不考虑减少住宅单元的面积，要求住宅空间更为紧凑，并向高发展。二是当时上海居民中小家庭结构日趋普及，对小型居住单元的需求相应增加。三是市民阶层的经济收入发生分化，出现不同经济层次的住房需求。

后期石库门弄堂住宅的结构体系也多由早期石库门的木构立帖式变成了砖墙承重和木屋架屋顶。在弄口、过街楼及门窗等部位开始出现砖砌发券。钢金混凝土也大量被采用，在亭子间及晒台等部位使用钢金混凝土楼板。石库门门框也多用清水砖砌或外水粉刷石面层，石料门框很少再被使用。

从总体布局上看，建筑排列更加整齐，有了明显的总弄、支弄的区别。总弄的宽度增加，考虑到了汽车进出的需要。对通风采光问题也较为重视了。弄堂的规模一般也较早期扩大，有时甚至包括整个街区。

后期石库门弄堂住宅的装饰风格比早期也有较大变化。马头墙或观音兜式的山墙已不再使用，屋面多用机制瓦代替小青瓦，外墙面也多用有石灰勾缝的清水青砖、红砖或青红砖混用，早期的石灰白粉墙没有了。建筑细部装修开始大量模仿西方建筑的处理手法。石库门门头和窗楣大多采用西式山花装饰。立面常出现出挑的阳台。建筑风格越来越趋向于西化。

新式里弄

新式弄堂住宅是在新式石库门弄堂住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类型，最早约出现在20年代中期。

新式弄堂的单元平面一般不再受单开间，双开间的限制，而是较自由地进行室内平面布置。起居室、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有了明确的功能区分。一般都有较完善的卫生设备和厨房设备。有的还安排了汽车间。

与石库门弄堂相比，新式弄堂最明显的区别是每家入口处的石库门没有了，代之以铜铁栅栏门。围墙高度被大大降低或用低矮栅栏代替，甚至干脆用绿篱隔断。小天井有时被敞开或半敞开的绿化庭院所代替。建筑形式更多地模仿西方式样而很少采用中国传统装饰。

新式弄堂一般为三层高，在采用砖墙承重的同时也大量采用钢金混凝土构件。钢窗已相当普及。

从总体布置上看，房屋的通风、朝向受到重视，故一般都是呈横向联立式。弄道宽度增加了，一般多在5米以上，不仅考虑到私人小车的回车需要，也考虑到了消防通车的需要。

花园里弄及公寓式里弄

花园里弄是从新式里弄进一步发展而演变出的一类标准更高的住宅形式。这种住宅由联排式变成了半独立式，更加注重建筑间的绿化与环境。花园里弄住宅内的起居方式已完全西化，各种房间的功能均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布置，且一般都有比较合理和明确的功能布局。建筑高度一般三层，有的甚至四层。层高及面积都比其它弄堂建筑大，设备标准与装修标准也较高。

从建筑风格上看，大多数花园里弄都是西式的。可以说，这类弄堂除总体布局上还有某些类似于传统弄堂的特征外，实际应被视为联立的花园住宅。

公寓式里弄与花园里弄类似，且同时期出现。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联立的住宅，而是一种分层安排不同居住单元的集合式住宅。

公寓式里弄的出现，标志着上海的弄堂建设已进入尾声。

上海的弄堂住宅有着强烈的空间艺术特征。

这种空间艺术特征首先表现在弄堂中不同层次的空间序列上，即从街面到总弄再到支弄最后入户这样一种空间组织方式。它将居民的居住空间有序地分隔成公共空间（街道）、半公共空间（总弄）、半私密空间（支弄）和私密空间（住宅内部）这样几个不同的层次，但又将这些不同层次的空间有机的组织在一个有序的系列中。这种空间组织方式，对外由于相对封闭，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地域感、认同感和安全感，使得整个弄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区。对内，这种空间组织方式又能带来一种浓烈的邻里感和社区感。总弄是整个弄堂内居民相互交往的公共活动空间，次弄则是近邻之间的半公共交往空间。在这样的生活空间极易产生出亲密的邻里关系，许多人不正是由于这种和睦的邻里关系而不愿搬离弄堂吗？

老虎窗的瓦屋顶，错落有致、富有韵律，形成了上海城市空间中最具有特色的街景之一。弄堂口是由外部城市公共空间进入弄堂内部空间的门户。它往往是视觉的中心和装饰的重点。弄堂口常用过街楼的形式，既增加了入口的尺度，又带来额外的使用空间。

进入支弄以后，空间性质进一步变化。公共性更弱，私密性更强了。它由前后两排住宅围合而成，常为尽端式。一排连续的石库门

弄堂内特有的浓烈的邻里关系主要也在此产生。

弄堂的空间艺术特征，还表现在围合各层次空间的建筑立面上。是这些立面构成了弄堂内特有的空间视觉效果。在总弄的两侧，是有规律而又有错落的住宅山墙立面。两坡的山墙加上山墙顶端的装饰，山墙两端略低的水平的厢房侧墙檐口和亭子间侧墙檐口，构成了主弄两侧的立面韵律。而山墙顶端的装饰，又因弄堂而异，形成了最能代表各弄堂自己建筑风格的视觉元素。

在支弄两侧是住宅的入口立面。这里往往是设计者最刻意表现其建筑风格的地方。在石库门弄堂中，这里则是那一排排最能表现出石库门建筑特征的风格因里弄而异的富有装饰性的石库门。而这一建筑立面又并非一个二维平面，而是一个有前后、有进深的三维立面；前面是两厢的山墙面（单开间联立的后期石库门弄堂则没有厢房的山墙面），由带石库门的高大院墙连成一个完整的立面；后面是比石库门院墙更高的二层厅堂的窗扇和瓦屋顶。它们形成了高低错落的轮廓，同时又使门内天井空间被显示在立面上，组合成一种立体的构图。

弄堂户内空间组合

弄堂的空间艺术特征，也表现在户内空间组合上。前后天井，将房间在纵向上分成不同的层次，同时又很好地解决了大进深住宅内的通风和采光问题。主、次房间的不同层高使空间利用更有效率，降低的灶披间上更是多出一个亭子间的空间，由此又引出了多少个亭子间的故事。

石库门和天井是石库门弄堂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空间元素和视觉元素。

先说石库门。石库门由门框、门楣和门扇组成，尺度高大。门框早期多用石头砌成，后期则石头、砖头和水泥都有。早期门框多简洁，无装饰。后期则多有装饰，往往有多重线脚。有时在门框两边也会使用西方古典柱式的壁柱，而古典柱式中又多用科林斯式或爱奥尼式柱。门扇一般采用5~8厘米厚的实心木门，以门木轴开启，门面黑色油漆，门上有铜制或铁制门环一对。黑色门扇加上金属门环，使石库门住宅平添了几分庄重。门楣部分是石库门最为精彩的部分。这里装饰最为丰富。在早期石库门中，门楣常模仿江南传统建筑中的仪门做成中国传统砖雕青瓦压顶门头式样。后期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常用三角形、半圆形、弧形或长方形的花饰，类似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其中也有一些门楣做成颇为地道的西方古典山花式样，如三角形或弧形的山花，有时也有巴洛克式

高密度住宅。建筑间距狭窄，缺少大面积室外空间。但从小尺度来说，天井的设置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使房屋不觉拥挤，市内外空间交相辉映，在心里感觉上建筑密度被大大降低了。

城市中被道路划分出的小区，在古代中国称之为里坊。一个里坊往往就是一个基本的行政管理单位，其中有民居、寺院、官僚府邸等。民居的建筑都由自家投资建造，所以一坊之内的建筑各不相同，住宅的所有者通常就是使用者，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是合一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无一例外。

在具体命名时，被称为××里或坊、园、村、庄乃至新村、花园、别业、别墅等。里弄和古代的里坊一样，也是由许多幢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它们也建在被城市道路划分出的小区内。但和里坊不同的是，每个小区内有一个或者若干个里弄；每个里弄中的单体建筑的造型和结构都基本相同，而且在总体上采取了英国的多幢联排式，一排通常为十幢左右。排与排的组合一般都采用行列式，只有少数因地制宜，依地形布置。在这种新式里弄内，各排建筑之间的空间就叫弄堂。

上海人往昔的居住生活中离不开弄堂。所谓“弄堂”，是上海人对于里弄的俗称，它是由连排的石库门建筑所构成的，并与石库门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少年来，大多数上海人就是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度过了日久天长的生活，并且创造了形形色色风情独具的弄堂文化。

上海的弄堂类似是上海城市的背景。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在中国画中被称为皴法。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晒台也出来了，有隔夜的衣衫，滞着不动的；晒台矮墙上的水泥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的，一笔一画都清晰的。再接着，山墙上的裂纹也现出了，还有点点绿苔，有触手的凉意似的。弄底的水泥地还在晨雾里头，后弄要比前弄的雾更重一些。新式里弄的铁栏杆的阳台上也有了阳光，在落地的长窗上折出了反光。绿苔原来是黑的，窗框的木头也是发黑的，阳台的黑铁栏杆却是生了黄锈，山墙的裂缝里倒长出绿色的草，飞在天空里的白鸽成了灰鸽。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

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挡在了头顶。

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

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围在房中央，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墙是隔音的墙，仿佛鸡犬声不相闻。

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那种棚户的杂弄倒是全面敞开的样子，油毛毡的屋顶是漏雨的，板壁墙是不遮风的，门窗是关不严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黄昏时分，鸽群盘桓在上海的空中，寻找着各自的巢。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

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贴了婚丧嫁娶的告示的。

晒台和阳台，还有窗畔，都留着些窃窃私语，夜间的敲门声也是此起彼落。

弄堂里横七竖八晾衣竹竿上的衣物，带有点私情的味道；花盆里栽的凤仙花，宝石花和青葱青蒜。屋顶上空着的鸽笼，碎了和乱了的瓦片。那沟壑般的弄底，有的是水泥铺的，有的是石卵拼的。水泥铺的到底有些隔心隔肺。

上海的后弄路面是布着裂纹的，阴沟是溢水的，水上浮着鱼鳞片和老菜叶的，还有灶间的油烟气的。因此，它便显得有些阴沉。墙是黄黄的，面上的粗砺都凸现起来，沙沙的一层。窗玻璃也是黄的，有着污迹，看上去有一些花的。鸽群是在前边飞的，后弄里飞着的是夕照里的一些尘埃，野猫也是在这里出没的。

上海的弄堂是许多上海人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每逢夏季来临，弄堂中便时时可见一支支乘凉的大军。那些家中住房条件困难，通风设备较差的人家，早早地便将草席、长凳、躺椅、竹榻搬到自己所住的弄堂口，用凉水冲洗一阵，然后怡然自得地坐在那里乘起凉来。许多在弄堂里开小商店的，则将自己店门前的排门板卸下，搁上两条长凳，充当乘凉的用具。此时的弄堂内，成了一个热闹、嘈杂，充满各种人情世态的世界。老人们大多是静静地躺在竹榻、睡椅上，睡眼朦胧地摇着扇子，小伙们则大多是打牌斗棋，或者与朋友们聊着一些有趣的故事。妇女们大多是在草席上嗑着瓜子，做着针线，一边哄着孩子睡觉，顽皮的小孩子们，则大多是在弄堂里奔逐嬉闹，寻找自己的乐趣……一篇反映30年代上海都市弄堂乘凉景观的作品中这样写道：“上海弄堂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到了夏天，到处摆着椅凳，人们团团地聚坐着，尤其是晚上，到处可以看出人浪来。女人们的黑裤黑香云纱裤子，排列起来，如果您不小心，她们的突出的臀部的双曲线就会碰到您的身上……在习习的晚风里，产生了浪漫史和悲喜剧的连环图画。”这种情景，在旧时上海都市中随处可见。现今，虽然许多上海居民的家庭住房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夏日里到弄堂中乘凉的人数已远不如过去那样多，但是仍有不少上海人喜欢到弄堂中去乘凉消夏，因为那里有着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得到的群体气氛，那里可以寻找到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寻找到的人生乐趣。

弄堂更是上海的小孩子们嬉戏玩耍，从事各种游戏活动的主要场所。生活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后期的上海人在童年时代几乎都有与弄堂中的小朋友一起玩游戏的经历。男孩子们玩的大多是一些较为粗犷的游戏，如打弹子和铁珠、钉橄榄核、刮香烟牌子、滚铁环、扯响铃等等；而女孩子们玩的则大多是一些较为细腻文雅的游戏，如跳橡皮筋、造房子、踢毽子、挑绷绷等等。但是，随着家庭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娱乐活动的发展，现在弄堂中做游戏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延续百年以上的上海弄堂游戏习俗也正在逐渐走向衰落，这是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不断走向都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结果。

上海人的弄堂生活中除了吃饭、洗衣、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内容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交易买卖。对于许多上海人来说，弄堂不仅是一块栖息生存的独特天地，而且也是一个买卖物品、了解市面的主要场所。许多小商品的买卖活动，都是在弄堂中进行的，它们构成了上海滩上又一种充满市井风情的弄堂习俗形式。在旧时，上海弄堂中最为常见，同时也是最为热闹的，是那些卖小吃点心的生意。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晚上，各种小吃点心摊子便不断地涌向上海的各条大街小巷，形形色色的叫卖声也在上海的各条弄堂中响彻回荡，它们营造了一种浓浓的上海弄堂生活情韵。鲁迅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一文中说：“这是四五年前，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假使当时记录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泥，还是怎么，实在使我似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就有馋涎欲滴之慨。”

上海弄堂风情七宗“最”之“最”摩登的弄堂

里弄是上海建筑的典型特色，而田子坊正是上海特色中的特色。这里不但有旧里的婆娑身影，更摇曳着新摩登弄堂的风姿。

如今游人如织的田子坊，原名志成坊。本是泰康路上的一条小弄。位于上海市泰康路210弄。这条打浦桥地区的小街，1998年前还是一个马路集市。

弄堂，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名人，多少个记忆，与石库门，与亭子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选自王安忆的《长恨歌》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流言是上海弄堂的又一景观，它几乎是可视可见的，也是从后窗和后门里流露出来。前门和前阳台所流露的则要稍微严正一些，但也是流言。这些流言虽然算不上是历史，却也有着时间的形态，是循序渐进有因有果的。这些流言是贴肤贴肉的，不是故纸堆那样冷淡刻板的，虽然谬误百出，但谬误也是可感可知的谬误。在这城市的街道灯光辉煌的时候，弄堂里通常只在拐角上有一盏灯，带着最寻常的铁罩，罩上生着锈，蒙着灰尘，灯光是昏昏黄黄，下面有一些烟雾般的东西滋生和蔓延，这就是酝酿流言的时候。这是一个晦涩的时刻，有些不清不白的，却是伤人肺腑。鸽群在笼中叽叽哝哝的，好像也在说着私语。街上的光是名正言顺的，可惜刚要流进弄口，便被那暗吃掉了。那种有前客堂和左右厢房里的流言是要老派一些的，带薰衣草的气味的；而带亭子间和拐角楼梯的弄堂房子的流言则是新派的，气味是樟脑丸的气味。无论老派和新派，却都是有一颗诚心的，也称得上是真情的。那全都是用手掬水，掬一捧漏一半地掬满一池，燕子衔泥衔一口掉半口地筑起一巢的，没有半点偷懒和取巧。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因它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长年见不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鸽群飞翔时，望着波涛连天的弄堂的屋瓦，心是一刺刺地疼痛。太阳是从屋顶上喷薄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

王家楼(Wangjialou) 在区境中部，古北路南段西侧。明末吴、董二姓居此，名吴董二宅。后因张姓迁此，又称张家门。清初，王姓于此置田地，建鼓楼，用作敲钟扯旗，作为雇工耕作、收工信号，人称王家楼，因以为名。有中式二层楼房60多间。居民800人。

左家宅抗日战争初期，难民纷纷在此搭棚聚居或经营作坊。上海沦陷后，商人相继在此设厂开店。有纸浆、液压泵、蓄电池、橡胶等厂。

亨昌里(Hengchangli)即愚园路1376弄。在区境东部，定西路、安西路之间。民国14年(1925年)建。有楼房25幢。居民500人。民国16年，中央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曾设在弄内48号(今34号)。

范园(Fanyuan)即华山路1220弄。在区境东南部，江苏路、平武路之间。占地5公顷。民国5年(1916年)建。有英国式、法国式、西班牙式三层花园住宅12幢。业主自诩是当时模范的花园式洋房，故名范园。居民600余人。为区境高级住宅区之一。

春光坊(Chunguangfang)即华山路1520弄、幸福路22弄、26弄、70弄、80弄、90弄。在区境东南部，法华镇路、平武路之间。原地为郁氏山庄(坟场)，民国7年(1918年)筑有通煤渣路，取春辉堂、光裕堂首字，命名为春光路。占地8公顷。居民1800人。有链条、轴承、特种灯泡等厂10多家。

姚村

薛家厍(Xuejiashe)在区境西北部，北新泾镇境，长宁路南侧。相传明弘治年间已成村落薛姓聚居而得名。占地3.2公顷。居民400人。

涌泉坊(Yongquanfang)即愚园路395弄。在区境西部，镇宁路、乌鲁木齐北路之间。民国25年(1936年)建。因原涌泉浜得名。占地0.5公顷，有楼房16幢。居民350人。1989年列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之一。

同乐坊

1843年，上海开埠，这个当时在中国排名12位的城市从此开始了它在历史舞台上浓墨重彩的书写；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到达了它“摩登”的一个鼎盛：超越巴黎，成为“世界第五、远东第二、中国第一”的大都市。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在今天回看起来？是最好的年代：十里洋场，歌舞升平，海纳百川，通商要津。就连亦舒，在她的小说里都充满了对旧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回念；是最坏的年代：租界林立，贫富差异，战火连绵，水深火热，张爱玲在她的《半生缘》里，写尽的是社会底层对于命运的无能为力…

外国弄堂：规整的“马蹄形”

新华路的“外国弄堂”包括了两条弄堂：新华路211弄，以及新华路329弄。

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那时就已成为外国人眼中的“Metropolis”（国际大都会），这条弄堂里已经住了许多各种国家的外侨，所以特名“外国弄堂”。 看得出它是有建筑设计师专门精心设计过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才称它为规模最整齐的弄堂，而不是那些“自然天成，奥妙无穷”的“肠子”弄堂。这条弄堂的设计者，说出名字来是大名鼎鼎的，那就是为上海这个大都会设计了很多洋房建筑的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建筑家邬达克（1893－1958）。上海的国际饭店、中西女塾，乃至铜仁路上那个著名的“一百年都不会ut（过时）”的绿房子，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在造这条弄堂的时候，心里就已规划好，一定要让这里面的每一幢房子都造型美观，居住舒适，并且交通要方便。

愚园路749弄　最狡黠的弄堂

称它是“最隐秘”、“最狡黠”的弄堂是源于它的历史。它现在处在正日益变得热闹而喧哗的镇宁路西端、愚园路南端，进主弄口的地方被一些卖杂货、零食的小摊占着，也常有自行车、助动车闹闹的开进去开出来，显出一番上海最平常的市井图景。而走到里处，才渐渐发觉，这条带着主弄堂、侧弄堂———甚至小侧弄堂———小小侧弄堂的这样一条大弄堂所显露出来的楼房的与众不同。 主弄堂的建筑，它们都不高，有一些在墙壁外露出一些屋顶和外窗，每一个风格迥异，似乎是从另外的地方一夜之间飞到东方这片土地上的。尽管不知道这些房子现在里面到底是怎样一番情形，但你内心会开始有些小小震撼。

梅泉别墅弄堂：最浪漫的弄堂

梅泉别墅，就在“外国弄堂”的旁边，同在一条新华路上。 通常不熟悉的人，会把它当作了赫赫有名的“外国弄堂”。事实它比“外国弄堂”小，也自然比它更安静。翻开历史书，这条弄堂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里，还是一片农田，后来到1933年，才有房地产商吴其达投资建造。里面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以前，这条弄堂里，藏着一个小水池。有2米见方。这在现在的上海弄堂几乎是绝迹了的。而这水池旁边，种满了梅花。所以才得名“梅”与“泉”。中国现代历史上，有过一个收复西沙群岛的海军老将军曾在这条弄堂里住过。

万宜坊　最狭塞的弄堂

在重庆路高架之下依然健在的万宜坊，最知名的是它里面有邹韬奋故居，以及一些中国现代历史里的著名文化人，如画家张充仁。不过作为个人，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典型上海“海派”风格。从弄堂口，那小房里的裁缝师傅，或是卖杂食的点心小作坊，完完全全是一派细致生活的味道，而不是云起风涌的大历史，或是高不可攀的富贵豪达的深藏之所。喜欢体味上海本土生活的人，应该选择这样的弄堂住一住。它的房子，像是非常干净、整齐的“联体小别墅”。据说，前两年有一个英国人，娶了娇小美丽的上海太太之后，就出巨资买下了这万宜坊里的一间整幢的房。悉心考究的装饰之后，显示出的，是不折不扣的江南海派风韵。

苗王公主弄堂-复兴西路44弄

弄堂很短。两边的房子倒是干净而雅致，比较有欧洲建筑的外观，同时也保留一些现代派的造屋风格。今天上了年纪有的上海人喜欢把这条弄堂称作“玫瑰别墅”。据说，是因为当初这条弄堂在建造时，弄堂口的地面上砌有“玫瑰”两个字样。

那么蓝妮又是谁呢？她居然不是一个正宗上海人，是一个为上海人所稀罕的少数民族云南苗王蓝氏家族的后代———而且算是个“公主”。说起来，这个女子，是当年的上海滩女名流，她原来是孙中山侧室陈粹芬所生之子孙科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二夫人。很多文学家、历史学家说起这个女子的历史，总少不了浪漫啊、传奇之类的字眼。其实她本来也不叫“蓝妮”，只是姓“蓝”，然而在读大学时，同学们给她取了一个上海话味道极浓的绰号，叫“烂污泥”，于是新闻界就跟风也叫她“蓝尼”。叫着、叫着到最后，蓝妮她自己就索性将这个“蓝尼”改一改，变做“蓝妮”了。

上海大亨弄堂-高安路18弄

这条弄堂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的高安路上。

那是一条相当幽静的马路。走进去初看，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甚至有些平庸。然而到里面，往左拐，却发现有孩子们的欢笑声，这才发现，今天这条弄堂深处里隐藏的那一栋大房子成了徐汇区少年宫。很多父母等在这幢大房子的外面，孩子们在里面学习各种兴趣班。形成了一道傍晚的安谧风景。 那一栋弄堂深处悄悄隐藏的大房子，是1931年上海滩著名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的房子。这栋房子，也许不应用“豪宅”来夸张，因为它的面积虽大，但整体风格简洁，中央入口是两根陶立克式的大柱子，其余造型成中规中矩的两边对称，毫不张扬，造型偏向实用而不是炫耀的讲究。

鲁迅故居-注定要做独行者

鲁迅故居在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一幢红砖红瓦的三层新式里弄住宅，先生1933年搬到这里，谁想不过三年便离开了人世。想来，先生半生飘零，该是很喜欢这处安静的住所吧。

房子缩在里弄里，是倒数第二家，安静得很，关起门来便自成一统。屋前的小花圃里，桃树、紫荆、石榴长得正好，一如当年。底层前间是客厅，中间一张西餐桌，五把椅子，西面是书橱和瞿秋白所赠的书桌，南窗下有台缝纫机。靠东墙摆放着海婴的玩具橱和小桌椅。后间是餐室，正中一张方桌，围着四把椅子，西北墙角有一个双层餐具橱，东墙放着西式衣帽架。

丰子恺故居-弄堂里的别致洋房

著名画家丰子恺1954年至1975年居住在这所房屋的二楼。在此期间作品丰富，著有《缘缘堂新笔》、《续笔》、编辑出版《丰子恺画集》、《丰子恺儿童漫画》等，翻译了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等，并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寓所题名“日月楼”。

巴金寓所-弄堂里完成三部曲

武康路上悲欢交织

巴金从1955年5月，搬迁到武康路113号“独立式花园洋房”。在这里，他写成了被海内外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说真话的大书”：《创作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长夜》、《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译作及小说。同时，他在这里送别了挚爱萧珊。

早晨，我来到这里。巴老的这个“家”，除了有门牌号码外，还有一个“优秀历史建筑”的小标牌，标牌上写着这个花园建筑是假3层，曾经是苏联商务代表处，1923年建。一扇绿色旧铁门，没有门铃，巴老去世后，许多人来献花，每当有人来敲门，一位穿青色中山装的老者就会探出头来，问明来意，他才会把门打开把客人迎进去，他是这里的门卫。顺着门缝，可以看到院子里满眼的绿，法国梧桐、盆花怒放，草木正盛的样子。庭院里人虽多，却都十分安静，大家都在默默地祝愿曾住在这里的一位世纪老人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