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5日成立。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动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2月12日，毛泽东为此召见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2月23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早在1966年10月，江青一伙就在北京与聂元梓等人密谋，要搞垮上海市委。11月，聂元梓到上海，公开叫嚣“打倒上海市委”。11月6日，在北京南下串连红卫兵的支持下，王洪文、潘国平等三十多人集会，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决定成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并于9日召开群众大会，诬蔑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工总司”的成立没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认，王洪文等组织了请愿游行，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又声称要上北京请愿。10日，王洪文等人率众在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0余小时。事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到上海处理这一事件，张春桥支持这一事件并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12月上旬和12月底，王洪文等人先后制造了持续七天七夜的围攻《解放日报》事件和围攻上海市委的“康平路事件”，其矛头直指上海市委。

1967年1月20日，张春桥等指使“上海工司”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上海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备会”。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这是他们直接指挥控制上海夺权活动的好机会。张春桥、姚文元一下飞机，就分别找徐景贤、王承龙和工总司的几个头头密谈，煽动他们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 “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1月6日，徐景贤、王洪文一伙假冒上海市各造反派的名义，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并将全市几百名高级干部揪到会场批斗。大会还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长;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向造反派组织彻底坦白交代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徐景贤在会后把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次大会后，他们在全市进一步掀起了戴高帽子、游街、揪斗的恶浪，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上海市委、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人的手里。

在搞垮上海市各级党政机构的同时，张春桥、姚文元在策划建立他们自己一手独霸的全市性政权组织。1月6日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等组织，经过反复争斗，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

上海的夺权活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1月10日，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替中央起草一个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发出。

张春桥、姚文元得到毛泽东谈话和中央发来贺电的消息后，马上命令徐景贤等人召集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连夜到上海市委党校开会，宣读中央贺电，1月12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上海召开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正当张春桥等人为“一月夺权”活动取得“胜利”欢喜若狂四处奔走时，一部分对他们的夺权行为极为不满的群众起来展开了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斗争。1月24日，复旦大学等校的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外滩、南京路等闹市区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和“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标语。26 日，“红革会”逼迫徐景贤交代张春桥的问题，张春桥调警备部队相威胁，这引起了部分不满意张春桥的红卫兵们的极大愤怒。28 日“红革会”开会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他们同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面对面的斗争，责问张春桥“为什么镇压红卫兵?”、“你三十年代干了些什么?”等等。29日晚，“红革会”联合其它部分组织在复旦大学礼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张春桥在陈伯达、江青的支持下，迅速将其压了下去，随后对参加炮打活动的青年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中共上海市委被搞垮、不听话的群众组织逐步被清除后，张春桥等着手筹建自己的政权。

1967年1月14日，《文汇报》发表社论，题目叫“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社论说：“许多单位内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了权。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临死亡的一个标志。”并宣称：“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把报纸等一切典论工具的领导权，把经济命脉的领导权，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统统从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手中夺过来。”

在筹建新政权过程中，张春桥多次狂妄地同列宁十月革命相类比，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称为“一月革命”。说什么“一月革命”的胜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心里”，“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1月19日，王洪文受张春桥之命召集一些造反组织头头开会，决定要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定名“新上海公社”。后来经张春桥同陈伯达、王力商定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同月中旬，徐景贤让人在外滩一座高楼挂出4条巨幅标语，内容是：“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1月23日，“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正式宣告成立。1月26日，驻沪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遵照中央支左的指示，进行全市大游行，并出动飞机撒传单，表示“坚决以枪杆子保卫左派夺权”。1月31日，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第一次在报刊上出现“一月革命”的提法。文章说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在人民广场举行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经张、姚修改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宣言》），发出了《一号通令》，《宣言》称：“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算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张春桥在会上得意地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跨台了，标志上海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一号通令》称：“宣判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宣布：“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作为“现行反革命，立即逮捕法办”。

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指出：“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变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 因此，毛泽东认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2月19日，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叫各地在建立新的政权组织时，不要采用人民公社名称。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市革会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

2月25日，《文汇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现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我们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一月革命精神，领导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市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暂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原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所颁布的宣言、通令、通告、决定、决议及其他一切文件，一律继续有效，全市人民必须切实遵照执行。

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彻底的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