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南医学院是一所在上海创办的公办大学。

根据民国政府教育立法变化要求，1930年1月，东南医科大学改称东南医学院。

安徽医科大学为省属重点大学，是教育部、国家卫计委和安徽省共建高校，跻身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提升工程”，是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承担高校。

学校前身是1926年创办于上海的东南医科大学，1930年更名为东南医学院，1949年底响应中共中央华东局“面向农村，走向内地”号召，内迁安徽怀远，成为安徽省第一所高等医科院校。1952 年迁址合肥，改名为安徽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

学校将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题词“好学力行，造就良医”确立为校训，弘扬“爱国爱民，献身人类健康”的光荣传统，秉承“兴国、奉献、仁爱”的育人理念，倡导践行“求真、求精、求新”的优良学风，致力于建设高水平医科大学。

学校现有梅山路校区、翡翠路校区、东校区、巢湖临床医学院院区等4个主要校区，校园占地面积1820亩。有直属教学机构16个，直属附属医院6所（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第四附属医院、附属巢湖医院、附属阜阳医院、安徽省口腔医院），非直属附属医院9所（附属省立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第三附属医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附属合肥医院/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附属安庆医院/安庆市立医院、附属六安医院/六安市人民医院、附属宿州医院/宿州市立医院、附属妇幼保健院/安徽省妇幼保健院、附属省儿童医院/安徽省儿童医院、附属心理医院/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东南医学院创办于上海南市，前身为东南医科大学。

私立东南医科大学、私立亚东医科大学、私立南洋医科大学，三校校址都在南市，且前后关联。

1925年秋，沪军营路私立亚东医科大学因罢课学潮停办。该校兼职教授郭琦元等于1926年5月在亚东医大原址创办私立东南医科大学。同时成立以留日医学人士褚民谊为首的校董会，郭琦元任校长。1926年9月开学。

创办初，仅设专科。在校学生除原亚东医大全体学生和东南医大第一批新生外，还有广州光华医专转来的部分学生，共计400人。1927年，学校仿照德、日学制，改办为本科5年制，并设预科。1930年1月，改称私立东南医学院，经教育部批准立案。

1918年顾南群创办南洋医院于山海关路，同时筹设南洋医学专门学校。医院由于业务发展迁至南市黄家路83号，山海关路院舍开办医专，顾南群任校长。1922年聘虹口福民医院院长日籍医师顿宫宽博士为名誉校长，顾南逵任校长，迁校至南市黄家路。1924年增设预科，改组为南洋医科大学。有学生200余人,另租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临时校舍。1926年，学校迁至淮安路。1929年更名私立南洋医学院，教育部批准立案。1930年秋，学校风潮迭起，1931年6月郭琦元接任校长，学院奉教育部令停办。学生400余人，多数转入东南医学院及同德医学院、南通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于1931年在真如桃浦西路购地建造校舍，建成后迁往真如，南市沪军营路原校址改作附属医院。废止预科，学制改为6年。1937年，日军侵华，真如校舍毁于战火。被迫迁至萨坡赛路229号上课。院长郭琦元因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负责人随军南下，教授张锡祺出任院长。

抗战胜利后，东南医学院迁至南市制造局路565号。当时学院有13个学科，30余名专职教师，50张病床，近8000平方米校舍。东南医学院从建校到1949年的23年中，共培养毕业生1145人，涌现出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高级专门人才。

1949年12月，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迁到安徽怀远县。1951年6月22日，经中共华东局卫生部批准，东南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有，并委托皖北行署正式接管，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1952年10月改为安徽医学院，校址合肥市。1985年更名安徽医科大学。

力挺内迁 建设内地 ――记“老东南人”汤蠡舟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60周年。在这喜庆的一年，我们不禁回忆起60年前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的一幕幕。

东南医学院原称东南医科大学。1926年5月，东南医科大学诞生在上海南市沪军营。1949年12月28日，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内迁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东南医学院从此走上一条发展壮大的道路，成为当今的安徽医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高级医学专门人才，为祖国和安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5月，留日归国的郭琦元先生发起，并邀请汤蠡舟和缪征中在上海共同创建了东南医科大学（1930年易名东南医学院）。《中国科技史料》在“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一文中提到：上海私立东南医科大学是现在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1926年由11名校董集资创办，其中至少有七名董事有留学日本的经历。该校的教职员有很多是留日归国学生，重要职位多由他们担当。1920年，上海留日学生顾南群创办私立南洋医学院，1930年该校停办，学生由东南医学院接管。由此可见，东南医学院的建立可以作为留日医学生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例。

从创建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19年间，东南医学院遭遇了日本侵略军带来的3次大难。第一次是1932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一·二八”事件，在战火中，地处真如的校内，图书、仪器、标本等用品损失达10余万金，沪事协约告成后，才得以重新整理，开学上课。第二次是1937年8月18日，日机对中方非军事目标滥施轰炸，位于真如，改作伤兵医院的东南医学院被炸毁，在这期间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的还有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凇商船学校等。第三次是上海沦陷后，东南医学院处境极其艰难，此时，创始人郭琦元和汤蠡舟因参加抗日战地救护已经离开上海，由1930年回上海的留日眼科教授张锡祺艰难地主持医学院工作，教授们连工资都难以领到，但仍坚持教学、办校，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在上海沦陷的艰苦时期，东南医学院得以维持，张锡祺教授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国民党统治下，时局不稳，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持续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此时，上海共有高等医药院校7所，其中私立5所（含教会办2所）和公立2所。东南医学院是私立医学院之一，有教职工41人，在校学生444人，应届毕业生51人。面对人民政权建立后的新形势和新局面，私立东南医学院路在何方？

据李雨生、蒋本沂、黄叔仁等几位老教授回忆，在上海解放后不久的1949年暑假，中共华东局有几位领导来东南医学院参观，他们认为学校基础学科教学人员的阵容颇为整齐，提出是否可以借聘几位到济南白求恩医学院任教。校方认为，自己的教学力量不算强，借聘了就显得更加薄弱，不如连根拔了，把学校迁往内地更好，因为在上海有6家医学院（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应为7所），实在集中过多了。华东局的领导很赞成。中共华东局一发出“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东南医学院就率先响应，1949月8月3日，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崔义田部长主持下，以汤蠡舟院长为代表，接受内迁任务，紧锣密鼓地组织开展内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将学校和医院的医疗器械和教学设施提前运至怀远，还专门成立内迁工作委员会，汤蠡舟院长任内迁工作主任委员，蒋本沂教授（地下党员）负责教职工方面，黄叔仁负责学生方面兼内迁工作秘书长。当时的安徽比较落后，部分师生对内迁工作有消极情绪，思想顾虑较多，工作难做。汤蠡舟院长四处联系，想尽办法动员亲友和同事来怀远,如期完成了任务。当时动员来皖的亲属就有许达刚、许家荣、戴葆源等。当年12月27日，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开始整体内迁。在汤蠡舟院长的率领下，连续两天两夜未休息，于12月29日到达皖北怀远西门岗。

在《上海地方志》和《安徽地方志》中分别有记载“12月27日 私立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开始迁往安徽省怀远县，随迁340人，是为解放后上海首家迁往内地的医学院及附属医院”；“29日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响应中共中央华东局“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迁至怀远县办学”。随即，中共皖北区党委派陈韧同志等四人来东南医学院，陈韧同志为政治协理员，加强了党的领导。1950年元旦，在汤蠡舟的组织领导下，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宣布开诊，设床位100张。1951年2月，皖北区党委派李广涛同志来院担任党委书记。1951年10月，由“私立东南医学院”改制为国有的“东南医学院”，1952年8月稍后，更名为“安徽医学院”。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医学院走上了发展的光明之路。

在东南医学院发展的历史上，内迁到当时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上相对比较落后的安徽省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从现在来看，这样做一是响应了人民政府的号召，支持内地的建设，顺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顺革命潮流而动；二是保持了东南医学院的独立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进行了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留在上海的私立医学院都经历了调整。如果东南医学院没有内迁安徽，肯定也在调整合并之列，就不会独立发展到今天的安徽医科大学。因此，内迁之举既符合国家之需，又开辟了自身发展之路。

汤蠡舟之所以能力挺和全力参与东南医学院的内迁，是有其深刻内在原因的，他总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在日本留学的他也受到运动的影响，为了吸收新知识、新思想，与其他留学生相约各向“丸善书店”订购进步的英美杂志，大家轮流传阅。1925年中，学成回国后，他首先去了广州，参加北伐战争，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医院的医务主任。1926年中，才应邀回上海参与创办东南医学院。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汤蠡舟就积极投身抗日战地救护工作，30年代末期，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离开生活条件优越的上海，随救护总队，举家一路西去到贵阳。在抗日战争末期，他担任了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总队长。赵兴让先生在《新沂文史资料》“一段美好的回忆———记在太行山医护八路军伤病员”一文中写道：1938年，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伤病员增多，朱德总司令电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博士，请求派医疗队前去为伤病员做医疗防疫工作。林可胜博士当即征求所属医务工作者意见，并希望自愿前去太行山从事医疗工作。医务人员纷纷报名，共批准36人，我是其中的一员。赴太行山医疗队组成后，总队部在启程前，由副总队长汤蠡舟教授召集全体成员讲话，他对这支医疗队的组成作了说明，勉励大家不辞劳苦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他指着一幅中国地图说：“此次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生活上艰苦，路途上还要闯过‘三关’，那就是‘夜闯潼关’、‘偷渡黄河’、‘翻越中条’，才能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大家都是中华儿女、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医务工作者，这正是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愿与诸位共勉之。”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前，汤蠡舟曾去过皖南新四军总部，送药品、器械，帮助训练医务人员。曾得到过叶挺军长赠送的战利品，签有总部许多首长名字的日本旗大小各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解散，汤蠡舟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曾动员他去台湾。由于深感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他毅然选择返回东南医学院，继续从事他所创立的医学院的医疗和教学事业。

1949月8月3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崔义田会见汤蠡舟。其实，他们早已经相识。崔义田于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0年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汤蠡舟正是在这个时期去过新四军总部送医、送药，认识了崔义田。汤蠡舟在六十一年的生涯中，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和多次运动。长期的辛劳，使他终积劳成疾，于1957年10月去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汤蠡舟都迎身而上，投身其中。因而，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力挺和组织东南医学院内迁也就理所当然了。

（作者：汤章城，汤蠡舟之子，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原院长，九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