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时政疏》是宋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王安石创作的一篇关于时政的
奏疏。
作品原文
上时政疏（1）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2），上疏尊号皇帝陛下（3）：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4），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5），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6）、梁之武帝（7）、唐之明皇（8）。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9），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10），而妻子固已穷困，天下之民固已膏血涂草野（11），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毋，使其比屋死亡（12），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13），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盖夫天下至大器也（14），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15），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16），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
伏惟皇帝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17）。然享国日久矣（18），此诚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穷于下，风俗日以薄（19），财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20），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21）。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22），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23），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以古准今（24），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25）？《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26）。”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为忧（27），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
臣既蒙陛下采擢（28），使备从官，朝廷治乱安危，臣实预其荣辱（29），此臣所以不敢避进越之罪（30），而忘尽规之义（31）。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则天下幸甚！
作品注释
（1）上时政疏：关于时政的奏疏。疏：臣下向皇帝陈述政务的一种文体。
（2）具位臣：备位充数之臣。唐宋时，朝官在公文底稿上或文集里对自己官职等的简写。某：本是臣自称其名。在文稿或文集中亦省称某。昧死：冒死。古时臣下上书多用此语，以示敬畏。
（3）尊号皇帝：此处指宋仁宗。尊号，尊崇皇帝、皇后的称号。宋仁宗在天圣二年（1024）、明道二年（1035）等先后上尊号，如“景祐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因为很长，所以这里是省称。
（4）享国：享有其国。指帝王在位。
（5）恻怛：忧伤、悲痛，或同情、哀怜。
（6）晋武帝：即司马炎（236-290），
晋朝开国皇帝，在位二十六年（265-290）。在位时，他规定按官品高低占田，并允许依官品荫庇亲属和占有佃客等，不纳赋税，强化了门阀制度。又大封宗室，形成以后皇室内讧的根源。他死后不久，全国就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事见《晋书·武帝本纪》等。
（7）梁武帝：即萧衍（464-549），南朝梁的建立者，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即位后，他重用士族，崇信佛教，大建寺院，又残酷剥削农民，多次镇压农民起义。中大同二年（547，即太清元年），他接受东魏大将侯景德归降。后二年，侯景引兵渡江，发动叛乱，攻破建业，他因饥病而困死台城。事见《梁书·武帝本纪》等。
（8）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在位四十四年（712-755）。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称唐明皇。在位之初，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为相，改革弊政，社会经济继续有所发展，被史家誉为“开元（713-741）之治”。后期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执政，政治腐败，武备废弛。自身则爱好声色，奢侈荒淫。“安史之乱”爆发，他逃往四川，太子李亨（肃宗）即位，尊他为太上皇。至德二载（758），他回到长安，后抑郁而死。事见新旧《唐书·玄宗本纪》等。
（9）趋过：度过。得过且过之意。
（10）宗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处。封建王朝的象征。毁辱：遭受损毁或污辱。
（11）膏血：指人体的脂肪、血液。涂：污染。草野：草木之野。
（12）比屋：屋舍相连。指家家户户。
（13）晏然：安然。安逸貌。
（14）大器：本指重要宝贵的东西。喻指国家。《庄子·让王》：“故天下，大器也。”成玄英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
（15）询考：咨询、考核。
（16）偷假：偷安苟延。
（17）仁民爱物：语本《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18）享国日久：指仁宗已在位四十年（1022-1061）。后二年（1063），仁宗崩。英宗继位。
（19）薄：浇薄，不厚道。
（20）深拱：本指帝王敛手安居，无为而治。《汉书·蒯通传》：“足下（指韩信）按齐国之故，有淮、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
（21）慨然：慨叹，忧虑貌。
（22）逸豫：安乐，无所作为。《诗·白驹》：“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23）灾稔：灾难（酝酿）成熟。稔：本指庄稼成熟。
（24）准：衡量。
（25）汲汲乎：心情急切貌。也可解作抓紧不放松。《礼·问丧》：“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孔颖达疏：“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
（26）“若药”二句：语出《书·说命上》。孔颖达疏：“若服药不使人瞑眩愤乱，则其疾不得瘳愈。言药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瞑眩：药性发作时头昏眼花的感觉。厥：犹其。瘳：病愈。
（27）狼疾：语本《孟子·告子上》：“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意谓只知养小（一指），不知养大（肩背），是医生中昏乱者。狼疾：同狼藉，昏乱之意。
（28）采擢：选拨任用。《晋书·武帝纪》：“雅好直言，留心采擢。”
（29）预：参与。
（30）进越：超越权位。
（31）尽规：尽心规劝。《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公卿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义：义务，责任。
创作背景
关于此文作年，有二说。一谓作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一谓作于嘉祐六年（1061）。所以然者，盖在于对文中“使备从官”之“从官”的理解不同。四年秋，安石以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度支判官为三司使及度支副使僚属，故云。《史记·张耳陈馀传》：“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李良。李良素贵，起，斩其从官。”此从官即其僚属也。六年六月，安石以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说者以知制诰为文学侍从之官。故云。《史记·武帝纪》亦有例：“（武帝）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有言‘万岁’云。”此从官即指武帝之侍从近臣。两相比较，此处“从官”当属对皇帝之自称，而非面对三司使或副使之自称，故应指“知制诰”一职。而后来上神宗《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亦云：“仁宗在位，……臣于时实备从官。”亦可证。因系于嘉祐六年。
嘉祐四年（1059）秋，安石以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因作《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文长九千馀字，俗称《万言书》。书中对当时的“天下之事”特别是“法度”问题（不知法度）、“人才”问题（人才乏于上）、教育问题（教之非其道）、政治问题（治之非其道）和吏治问题（任之非其道）等等，都提出了批评意见与改革建议。其文内容丰富，剖析透彻，风格恢弘，语言晓畅，也为之后的“熙宁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文是古代政论文中的鸿篇巨制，近人
梁启超谓为“秦汉之后第一大文”（《王安石评传》）。据载，书上，仁宗未予采纳；而身居相位的富弼、韩琦“读之不乐”（洪迈《容斋四笔》）。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安石再作《上时政疏》，希望能引起皇帝的注意。
作品鉴赏
全文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号皇帝陛下”诸语，虽为奏疏中的套话，却也有应予注意的地方，这就是“昧死”一词。人臣上表使用此词虽不罕见，但也不是很为经常。若用此词，一定是言事的态度非常认真严肃，或者语气富于挑战性和刺激性。所以，言事者先做好了受死的心理准备。上表之前先把这话说出来，也就声明了自己“死也得说”。
第二部分，自“臣窃观自古人主”至“则未尝不终于大乱”。其内容，可以概括为“论史”。然而，所论之史并非一般的通史，而是“享国日久”的“三帝”：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为什么作者于古来上百位帝王之中独选此“三帝”?就因为他们“享国日久”，最终“身遇灾祸”。作者就是要用“三帝”之事来与同样“享国日久”的宋仁宗类比。具体分析，可分四层。一层，“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这是概括论史所得的观点。二层，“自秦已下”至“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即是上述观点的证据。三层，“夫为人子孙”至“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揭露“三帝”招致祸乱的心理因素：“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四层，自“盖夫天下至大器也”至段末，批判“三帝”的麻痹意识，提出：大明法度，众建贤才，方能免于大乱。
第三部分，自“伏惟皇帝陛下”至“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概而言之，内容为“论今”。具体说，就是批评当今皇上宋仁宗。一层，直接将仁宗与“三帝”类比。“以臣所见”以下，二层，直接指出当今之世的严重问题。两个“未可谓”，一个“未尝有”，概括了当今人才、法度、经济、吏治诸方面的危机。“夫因循苟且”以下，三层，指出目前已面临最后的“机会”，过此以后，悔之无及。此所谓“危机感”。“然则”以后至段末，四层，明确建言，希望仁宗用“至诚”的态度“众建贤才”，“大明法度”，然后可免“三帝”之乱。此所谓迫切性。
第四部分，自“臣既蒙陛下采擢”至篇末，说明为什么要进呈言词如此激烈的奏疏。受恩多了，地位高了，责任大了，所以必须如此。这是希望得到仁宗的谅解。死是不怕的，但是，死不是目的，让皇帝采纳改革建议才是目的。
两相比较，《上时政疏》内容较《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简约，而辞气却更尖锐凌厉。将在位皇上直接类比于“有过”且“终于大乱”之君，确实需要政治勇气和魄力。但是，为了打动人主，不得不如此。这也是有远见卓识的士大夫主动肩负历史责任的具体表现。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是王安石运用“行为艺术”的一个例证。可惜的是，“享国日久”的宋仁宗终究没有在有生之年采纳王安石的变革建议，而于两年后去世。
“以古准今”，类比推理，是此篇论述问题时最基本的逻辑方法。虽然形式看似简单，其风格却显得更为劲直刚健，具有震撼力。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1042年（庆历二年）进士。1058年（嘉祐三年）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074年（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任宰相；1076年（熙宁九年）再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不久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执政期间，曾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注释《诗经》、《尚书》、《周官》，时称《三经新义》。其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所著《字说》、《钟山一日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后人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