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摄政王书》是康有为所著作品，出自于《康有为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罪臣康有为稽颡上书监国摄政王爷殿下：

十月二十一日惊闻大行皇帝上宾，天地晦冥，山川崩竭，薄海号痛，泣于旻天，鼎湖攀髯，呼号莫及。呜呼痛哉！岂谓御宇三十四年、舍身爱民之圣主，而弃我臣民如此其速，且如此其酷也?

有为僻居海外，逖听所得，佥谓逆臣袁世凯蓄谋篡弑，已历岁年。今次大破，又适与大行太皇太后之丧后先衔接。稽诸前史，从所未闻。举国汹汹，杯弓蛇影之痛，怀莫能释，而推原祸首，莫不集矢于逆臣袁世凯之一身。有为痛急之余，不揣冒昧，曾僭电殿下，请讨贼臣以安社稷，未审九阍深邃能达典签否也。

自顷日读宫抄，见大丧之礼无异寻常，岂先帝之丧实由天祸，而非有如外间所拟议者耶?抑有深哀隐痛，为臣子所不复忍言，而因为先帝讳之者耶?海外孤孽，固不敢妄为臆测。虽然，逆臣袁世凯为先帝之罪人，固已昭昭然天下所共见，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罪亦难从末减。有为躬受先帝厚恩，而先帝之知世凯，实由有为。今有为若不揭其恶而正其罪，则将何面目以见先帝于地下?故敢沥述前事，为殿下陈之。

夫使先帝之丧而有可疑，则逆谋必出自世凯，固无论矣。即曰毫无可疑，然试思先帝方以鼎盛之春秋，曷为而弃我臣民，岂非戊戌以后，十年忧伤抑郁之所致乎?而孰使先帝积十年之忧郁而卒赍志以殂落者，则皆逆臣世凯一人为之也。先帝之事大行太皇太后，仁孝恭谨，四十年如一日，天下之所共闻也。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今使如世凯言而果有事也，则将谓先帝为与闻此事耶?抑谓全由罪臣有为主谋，而先帝受罪臣之蒙蔽耶?

夫以先帝之仁孝，安肯为此悖逆之举?若世凯谓先帝为与闻，是诬先帝以不孝也。罪臣受先帝特达之知，稍有人心固不忍行其蒙蔽，且以先帝之英明，又岂罪臣所能蒙蔽者！若世凯谓先帝为罪臣所蒙蔽，是诬先帝以不明也。推原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属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

今若不详述先帝所以特擢世凯之理由，则此疑案终莫能解。当彼之时，畿辅要港尽被租借，瓜分之说腾于各邦。又值日本偿款第三期迫于眉睫，英、俄两国争欲借债与我，以为要索利权之地，两使交哄于总理衙门，势极汹汹，殆将决裂。又值变法之始，盈廷骇汗，谣诼繁兴。先帝 然忧之，思欲训练宿卫禁军以固国本。微闻世凯有知兵之誉，垂询及于罪臣；而罪臣无目，不辨忠奸，仰承圣意，加以推毂。于是世凯以区区末秩，遂奉特旨召见，以侍郎候补。此实袁世凯所以获进之理由，罪臣知之最确，毫无虚假，可指天日以为证者也。

夫造为“谋围颐和园”之说者，不过曰谋使世凯围之而已；造为使世凯围之之说者，不过以世凯突然召见，突然超擢，情节可疑而已。而先帝用世凯之始末若是，则此不伦之蜚语究从何来?以当日情实论之，罪臣滥保匪人之咎，诚万死莫赎；而先帝之所以用世凯，其大公无我之心，岂不昭昭焉若揭日月而行哉！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恩，苟其稍有血气，则糜身碎骨岂足言报?万不料其豺狼枭獍之性，竟忍于反噬君父，而造成此弥天之祸也。

今者两宫皆弃臣民而长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终极；过去陈迹，渐如烟云。虽然，千秋以后之史家，于戊戌之事岂能阙焉而弗为记载。使长留谋颐和园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则天下后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则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将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使三者而有一焉，则今上皇帝与殿下之恫曷其有极矣。

有为罪愆积躬，当此大变频仍之时，但有恸号，岂图昭雪。徒以以逆臣世凯之进也，有为与有罪焉，而先帝蒙此嫌疑，实为有为所累。当时参与新政诸人见戮，殆此事底蕴知之最深者莫如有为。使有为仍缄默不言，则先帝仁孝英明之德终不大白于天下，则有为之罪且兹重矣！此所以椎心泣血而不得不为殿下哀诉者也。

况世凯之罪犹不止此。庚子拳匪之祸萌蘖于山东，时毓贤初去，匪势犹未蔓延，如星星之火，一蹴即灭；如涓涓之水，坯土可塞。世凯以其时简授东抚，挟新练之军以临之，苟有丝毫忠君爱国之心，则聚而歼旃，一举手之劳耳。而世凯首鼠两端，其所以为藏身之固者则巧甚。内之即希端庶人辈之意旨，不敢遽行鏖灭；外之复惮各友邦之责言，不敢显为色容。乃将匪驱逐出境，而以畿辅为之邻壑。使拳匪而事成也，彼将曰“吾自始固知其忠义，而不忍迎头痛击也”，藉此以取容于廷臣；及拳匪而既败也，彼则曰“吾所辖境内固无一匪踪，而教民皆获保护也”，藉此以市恩于外国。此非有为沵示之言也。

匪之起在山东，而山东巡抚之力，实足以遏匪势于初起而有余，此事理之至易见者。而坐令其蔓延日下，荼戮生灵。孔子曰：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即使世凯出于无心，而失察溺职之咎已无可逭。况世凯之智，原非刚毅、徐桐之徒可比，拳匪之为乱民，岂不知之?知之而犹纵之，则其肺肠更何堪问也！世凯自处之巧至是而极，而星星者遂从此燎原矣，涓涓者遂从此滔天矣。

夫孰使我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素衣豆粥、蒙尘经岁者乎?世凯为之也。孰使京津数百万生灵惨遭浩劫，而济济衣冠骈东市朝列空者乎?世凯为之也。孰使政府负债如山，国民脂膏朘削以尽者乎?世凯为之也。无世凯则端庶人无所肆其凶，无世凯则刚毅、徐桐、毓贤之徒无所藉其口。乃诸人者既皆伏其罪矣，而首祸养痈之世凯反大蒙友邦之赞誉，益受当轴之倚重，气焰熏天，殆将十年。天下万国，熟视无睹，全忘拳匪之起于何地，辖治其地者为何人。世凯之技，至是而尽售矣，独不知其目中尚有朝廷否也?

此外世凯十年来招权纳贿，植党营私，欺罔君上，箝制人民，罪状历历，擢发难数。此则有为僻居海外，所闻所见不如内地之多且确，毋俟缕陈以渎聪听者也。但以其造言诬君、纵匪误国两大罪论之，固非明著爰书、肆诸东市，无以谢先帝，无以谢生民。而况乎先帝之丧疑莫能明，苟有他故则律以《春秋》之义，有不讨贼而能书葬者乎?

昔鳌拜、和珅、肃顺诸奸，其罪恶贯盈皆在先朝，而声罪致讨每在新纪。非先圣之明有所不及也，亦非后圣好为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也。先圣虽稔知其恶，而犹优容于一时者，将以俟后圣继述其志，行大赏罚以新天下之耳目，然后继体之威严可得而尊也。以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之圣明，岂其于世凯之奸犹有所不烛?然犹优容之，以待今上皇帝者，犹先圣之志也。而议者或以为先朝旧臣不可轻动，然则圣祖仁皇帝之诛鳌拜，仁宗睿皇帝之诛和珅，穆宗毅皇帝之诛肃顺，其亦有可议耶?夫亦不思之甚矣！

夫鳌拜、和珅、肃顺不过一贪妄之臣耳，其诬君误国之罪，曾不及袁世凯万一，而三圣恭行天讨，犹不敢稽，况世凯前罪即已贯盈，犹复潜伏爪牙，阴谋不轨，为宗社忧，且未有艾者耶?昔汉臣刘向之劾王氏也，其言曰：下有泰山之安，则上将有累卵之危。今日情势殆将类是。伏惟殿下天锡勇智，仁孝性成，受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付托之重，翊戴皇上奠安国家，其所以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者，必当有道矣。

罪臣当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恭承先帝手颁硃谕，命以爱惜身体，善自调摄，期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十年以来，每一忆诵，血与泪俱。今先帝大业已矣，罪臣不敢惜身，惟大仇未报，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且举国皆畏世凯，无耻忘仇，然则先帝之冤非罪臣发之而谁发之?

夫图治之序固有先后，以中国之大，致强犹反掌耳。但有贼不讨，大伦已 ，大法全废，更何道以治国乎?先帝之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贼也；既无可疑，袁世凯亦贼也。许子不尝药，《春秋》犹书为弑君，夫世凯之所陷先帝者，又岂止不尝药之比哉！昔齐陈恒弑君，孔子鲁人，犹请讨之。况罪臣曾受先帝生死骨肉之恩者耶?自念获罪，不敢冒犯，待之弥月，不能隐忍，敢冒斧钺之诛，敬以上闻。不胜悲痛哀愤之至，伏惟睿鉴。有为泣血谨上。

【注】：以上为原文部分内容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也是书法家，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