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出以老旦为主的戏。又名《八珍汤》。

明代故事：这出戏讲的是明代山西平阳书生张文达借贷同乡富户常、周二家盘费，进京赶考，留妻孙淑琳与二子(长子朱砂贯、次子孔凤缨，后俱中进士)在原郡。张文达多次落第，久困京华十余年。其间常、周二家上门讨债，孙氏无钱还债，常家、周家抢去二子，抵还债务。平阳遭荒旱，孙淑琳孤苦无依，上京寻夫，病困洛阳，为还欠下的五两店饭银子，卖身入知府常天保家中为奴，因做八珍汤不合常妻口味遭责打，又误收通判周子卿寿礼被常妻痛殴。孙淑琳往周府退礼时，被周妻问出身世隐情，孙淑琳不知，原来周子卿正是次子孔凤缨，而常天保就是长子朱砂贯。周子卿被妻子告知，到常府认母，常天保怕失体面，拒不认母。二人争执至巡抚处辩理，谁知巡抚正是久困京华、终登龙虎榜的进士张文达！孙淑琳将事情原委述说一遍，张文达痛责常天保，常妻羞惭无地自容。一家终得团圆。

故事梗概如此，但戏却从常妻寻奴、孙淑琳自卖为奴开始演起，过往情节皆从人物追述中得知。按说生离死别、颠沛流离正是做戏的好材料，剧作者却一概不写，这是一奇，值得我们思考；张文达二子，无论被抢前还是被抢改名后，都与张文达不同姓，这又是一奇，更值得我们深思。剧本这样曲折的故事情节、离奇的人物关系，似乎处处不合情理。

也许谜底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

故事表面写的是孙淑琳受尽艰辛的坎坷经历，而细寻其中意味，此戏实是在演张文达、常天保、周子卿三位进士儒人对待家庭伦常的不同态度——而家庭伦常恰恰是儒家学说建构的基点。从这个角度不动声色地描写三位进士儒人，可谓老辣！

孔子、朱熹对明清士人来说正是儒家的代表，所以张文达的儿子并不姓张，而姓朱姓孔，剧作者要他们来代表整个儒士阶层。朱熹好讲超于一切事物的“常”理，所以朱砂贯被“常”家收为义子；孔子好尊“周”礼，所以孔凤缨被“周”家收为义子。在这个儒士家庭的内部纠纷中，常天保（朱砂贯）无疑是被批判者，而周子卿（孔凤缨）又无疑是受褒掖者，这可谓是剧作者对朱、孔二学一个不落言栓的学术品评。

古代儒者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良好的家庭伦常是他们进仕之后保持政治感召力前提。明代科举取士，考试内容是朱熹遴选整合的《四书》《五经》，剧作者借故事写这些朱熹“门徒”早已丧失其政治感召力的前提——孙淑琳认子时责问常天保“宠妻灭母该何罪？枉受朝廷爵禄恩！”这哪里是口口声声自称是“乡下人”的孙淑琳能说出的呢？这简直是作者按捺不住的叫骂！剧作者更揭露这些冠冕的儒士甚至连起码的仁心人性也丧失殆尽——张文达责斥常天保“买母为奴”时，常天保辩白说：“若知她是亲生母，天诛地灭不为人”，可以想见，如果孙淑琳果真不是他母亲，那么之前凌辱责打一个老妇就从天诛地灭变成天经地义的了！因为他信奉的是“作威作福前生定，有福不享是傻人”，这位儒士的真实嘴脸昭然若揭，也可见剧作者在不经意处刻画得入骨三分。（引号内均据此剧京剧台词）

而作为剧中裁判者形象的张文达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他一心求官，放弃了妻儿老小，尽管做官后也反省“虽然富贵人尊仰，妻离子散两鬓苍”，但终归是他为求官抛弃天伦，才导致孙淑琳的一生坎坷——这一点即明又暗，注意到这条线索后，剧的主旨又更警豁了。

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人对待八股科举早已不是唐代“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兴致勃勃，人们渐渐看清了这些满口道德天理的儒士老爷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周子卿在劝常天保认母时，常说道：“慢说你我生身父母早已亡故，纵然还在，如今堂上双亲已然身有皇封诰命，难道你我还能认姓归宗不成？”而在一家团圆后说到认姓归宗，张文达也以同样的理由认为等双方养父母过世后再说。这清楚地表明了封建秩序的根基——家庭伦常已经在现实中让位于皇权与官本位了。

了然了这一层，我们立刻从离奇混乱的剧情中抽身而出，耳目顿清。但似乎有些可惜的是，今人并没领会剧作的这层意思，恰恰是把掩人耳目的孙淑琳的经历作为重点描写加以改编。

京剧名演员赵葆秀女士出演的《八珍汤》中有两句“悔叫夫婿觅封相，封相归来人断肠；青春做伴垄亩上，胜似这白发绣衣登华堂”，显然是从“悔教夫婿觅封侯”化出的，单看这几句很能感动人意，但无意间也就把戏的主旨给改了，既然张文达是被孙淑琳劝去科考的，那么孙淑琳的经历值得同情的成分就减弱了，这个戏的指向一乱，顶多就是一般性的谴责嫌贫爱富、欺压孤弱之类很老套的主题了，也因此很难给人留下更深长的回味。

一门三进士：明朝 嘉靖年间 河南确山 刘氏 三进士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