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车凌是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三位首领，即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他们在17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割据于天山北麓伊犁地区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叛乱，统一新疆的事业中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杜尔伯特部原是游牧于我国西部边疆厄鲁特蒙古(也称西蒙古或卫拉特蒙古)四大部中的一部，和准噶尔部同姓“绰罗斯”，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原游牧于阿勒泰山南麓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16世纪末，杜尔伯特部虽然和游牧于伊犁河地区的准噶尔部，游牧于乌鲁木齐一带的和硕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的土尔扈特部同是四卫拉特联盟(即四部联盟)的成员；但由于后来准噶尔部的势力强大，作为与准噶尔部同宗的杜尔伯特部曾受到准噶尔部的控制和压迫。他们在政治上受准噶尔部统治集团的控制，在经济上受准噶尔部贵族的剥削，为之放牧、种田、服劳役。

到了17世纪以后，准噶尔部的势力愈益强大，统治了其它诸部，迫使原游牧于乌鲁木齐一带的和硕特部向东迁移到了青海境内，迫使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土尔扈特部向西迁徙到了额济勒河(今苏联境内的伏尔加河)下游一带，他们的牧地均为准噶尔部所占占据，留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杜尔伯特部，也就完全受准噶尔部的直接统治了。

准噶尔部在吞并了厄鲁特四郁之后，曾强盛一时，其势力达到了天山南麓及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后来，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争夺首领继承权的斗争，势力逐渐衰弱。特别是到了18世纪中噶尔丹策零死后，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给广大厄鲁特各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自1745年(清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病逝，到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准噶尔部最后一个首领达瓦齐下台，在这短短的十年中，曾经更替了噶尔丹策零的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长子喇嘛达尔扎和达瓦齐三个首领。他们为了谋得首领的权位，明争暗斗、互相讨伐，使得厄鲁特蒙古地区长期处于混战之中，各部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准噶尔部的统治者每当打仗时，都要从杜尔伯特部抽集大批的兵丁，征调大批的粮草。这些沉重的负担使杜尔伯特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753年春(乾隆十八年)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为了发动战争，大肆洗劫了杜尔伯特部，在这次洗劫中，杜尔伯特部的大批牲畜、粮草、财物被枪走，还掠走了3000多儿童妇女，使杜尔伯特部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广大厄鲁特各部人民，对准噶尔部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所带来的灾难，早已深恶痛绝，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为了寻求活路，他们纷纷离开自己的家园四处逃亡，其中大多数是向内地迁徙，投靠清朝政府保护。

三车凌率领杜尔伯特部一万多入东迁归附清朝政府，是这一时期厄鲁特各部人民投附清朝政府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壮举。

1753年冬三车凌召集了全部族会议。在会上，以车凌为首的杜尔伯特部的首领们指出：“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归天朝为永聚计。”大家一致拥护，于是作出了立即东迁的决定。这时已是隆冬季节，三车凌率领着3700户人众毅然决然离开了世居的额尔齐斯河牧地。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赶着牛羊，携带着老小，在大雪纷飞中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到达了乌里雅苏台地区。

三车凌率部属万余人内迁，投奔清朝政府的行动，受到了清朝政府极大的重视。因为这一行动，对清政府铲除准噶尔部的割据势、统一新疆是十分有利的。

在三车凌内附清政府的影响下厄鲁特各部人民相继摆脱准噶尔部的羁绊，投奔清朝政府，多者数于人、数百人，少者数十人。大批厄鲁特人民投靠清朝政府，表明了准噶尔统治集团已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清政府得到了三车凌率部属万余内迁的消息，立即派人前往迎接，当杜尔伯特部到达了乌里雅苏台地区后，清朝政府设“赛音济雅哈图盟”，任命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并接济了牛羊，粮草、衣物，帐篷等大批物资，让他们在新的牧地上重建家园，安身立业。

为了表彰杜尔伯特三车凌“率万余众，倾心来归”的功绩，1754年7月乾隆皇帝召谕三车凌等人到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楠木殿)亲自接见了三车凌等人，还分别册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蒙克为贝勒，其余头目也都分别封为贝子、公、台、吉等，以表示对杜尔伯特务首领的嘉奖。接着又连续数日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庆贺三车凌的来归。

三车凌率部归附清朝后，积极地参加了平定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战争。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军分两路进军伊犁地区，征讨达瓦齐。清朝政府因三车凌“皆熟悉彼地情形，洞悉军务”，任命他们为参赞大臣，指挥作战，并征调杜尔伯特部2000士兵参加作战。他们在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后来进剿阿睦尔撤纳叛乱的战争中，他们密切配合清军，擒拿了跟随阿睦尔撤纳叛乱的车凌乌巴什的从子纳默库，这种大义灭亲的行动，也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