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碑》是刊刻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五月十日后不久的一方碑刻，无撰书者姓名，字体介于篆书与隶书之间，现藏于杭州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

（说明：┘，表示分行；表格内容来源：《秦汉碑述》和《〔光绪〕余姚县志》。）

《三老碑》刊刻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五月十日后不久，是三老“通”的孙子中名为“邯”的人所立，以记其祖父、父亲的名字及忌日。汉朝时期，民族融合空前发展，社会稳定，百姓安定，对外交流频繁，国力和经济较为强盛。自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学说便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阴影里走出，一跃成为朝廷官方学说，并逐渐走向世俗化、经学化、政治化的道路。尊孔尚儒成为治国之策后，“孝”成了国家的政治之本、人的立身之本。统治者以孝治家，以孝治国，以孝治天下。百姓也皆以孝为荣，以孝作为人的道德基线，“孝”成了“忠”的代名词，被看成了治天下的“至德要道”一一百行孝为先。地处华夏东南的余姚于此期间与中原发生了日益频繁的交往，中原文化相继传入姚江流域，余姚地区的百姓对儒家思想的虔诚，民风的淳朴，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他们将“忠义孝廉”作为处世治家的基本原则，又将触讳犯忌作为评介人之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三老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出生的。

技法

书法上，《三老碑》的用笔浑古遒劲，如锥画沙，笔画较细，匀称而富变化。不少笔画有篆书特色，方折中有宛转，挺拔中有韵味。其捺笔和波磔含蓄，撇与右弯钩较舒展，如“城”字、“名”字、“及”字等。结体多呈方形，字形大小有变化，各栏中的形态略有不同。由于笔画纤细，故结体疏朗，放大后更明显。不少字不求方正，倚斜之中别有意境，如“名”字、“君”字、“少”字等。章法灵活，以格线分为5部分，各部分长排列形式不同，书写风格略有区别。

清代书画家达受：两淛弟一碑。（《三老碑汇考》）

清代书法家汪士骧：两浙金石当以此为冠。（《三老碑今昔》）

清代书法家何绍基：东汉弟一碑。（《三老碑汇考》）

清代文学家孙德祖等：浙东存石，此为第一。（《〔光绪〕余姚县志·卷十六·金石上》）

近代书法家康有为：①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②建武时《三老》《尊楗》《郫县石刻》，笔法已有汉隶体。（《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

近代金石学家李葆恂：此刻书势屈蟠生动，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寻。（《中国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上册）》）

近代书法家吴昌硕：介篆隶之间，浑古道厚。（《书体流韵——书法起源与演变》）

近代金石学家顾燮光：书体浑穆，如锥画沙。（《梦碧簃石言·卷一·汉三老忌日碑》）

清代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三老碑》出土于浙江余姚客星山下，为近村严陵坞周世熊所得。清代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太平天国军攻陷余姚，碑被义军扑地起灶，但碑文未受到大的损伤。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碑辗转至上海，沪上外商闻之欲出重金收购，事为浙江沈宝昌等获悉，后经西泠社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等积极呼吁，募捐集8000金购得碑，并在西泠印社筑石室保存。公元1995年5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普查全国馆藏文物时，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率领的专家鉴定小组，会同浙江省文物局专家共同考察了《三老碑》。经朱家溍、许永强、李永芳、杨伯奎等共同鉴定，《三老碑》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公元2020年10月30日，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三老讳字忌日刻石》清咸丰最初拓本（有释达受、汪士骧、褚德彝跋，吴廷康题识，沈曾植观款）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编号：12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