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晚期规模宏大的汉代村落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三杨庄被发现。考古学界称，该村落遗址展现了汉代农耕社会的丰富概貌，其考古价值堪与意大利“庞贝古城”相媲美。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三杨庄的一个偶然发现，使我们有望走近汉代平民的生活之中。经过两年多的挖掘工作，四处汉代平民生活的遗址，从5米多深的淤沙中逐渐显露。另有三处庭院遗址，封存地下等待挖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旺说：“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首次以实物形式，大面积展现了西汉晚期的农耕生活。”

刘海旺认为，考古发现的实物，将弥补过去史料的不足，纠正或明确说明文献上的记载。并且，这本埋藏地下的历史书，还能帮我们解答诸多关于汉代建筑、农耕文化、社会结构的疑问。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认为，“三杨庄汉代遗址规模宏大，田中有民居，是世界上的农业遗迹。”

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的所在，是黄河故道上的一片淤沙地带。2003年6月24日，内黄县所实施的“引黄入内”工程施工时，突然在地表下5米左右发现了露出的房屋一角。之后,陆陆续续地，四处类似的房屋遗迹在同一土层上出现。

遗址中清理出的瓦片大约有40公分长，是所用瓦的两倍左右。刘海旺说：“‘秦砖汉瓦’，汉代的瓦最大，南北朝以后，瓦就越变越小了。”板瓦如板而略有弧度，筒瓦盖在板瓦之间的缝上，做防水之用。板瓦和筒瓦同时使用，表明这是一幢汉代的建筑。

考古人员从第二处房屋遗址中清理出有“益寿万岁”字样的瓦当和“货泉”铜钱。这是从遗址中清理出的仅有的两件有文字的东西。“货泉”是王莽时期（公元9年至24年）的钱币。综合板瓦和筒瓦的纹饰和形制、陶器的形制等整个器物群的特征，考古学家把这一遗址的时间，定位在西汉末至王莽初。

考古中发掘的房屋里人走楼空，格局依旧。一个小型的拌泥池位于房屋西南侧，几块筒瓦碎块遗落在地上，仿佛正在进行劳作。房内没有留下任何人或动物的痕迹，周围的几户农家皆是如此：似乎也是在农作时，突然离开了家。

房屋主人离开得如此仓促让人心里生起谜团，也为千头万绪的历史起了一个线头，考古学家认为，这大概是因为一起水灾的缘故。刘海旺说：“很早以前，黄河一直被称为‘害河’，在汉代，这是仅次于匈奴的灾害。据推测，西汉晚期黄河不太稳定，在王莽时期曾经发过一次大水，当时国家动乱，没有治水。”

西汉末的这次黄河泛滥，一直到公元69年东汉王景治水，始得太平。“王景治水后600年间，这一带没有决过堤。”数百年间，三杨庄汉代遗址宛在水下——黄河水起起落落，水下的庭院始终保留着当年泛滥时的格局。

唐代以后，黄河向北移动，到北宋中期后，从此彻底脱离内黄所在地，纳入的黄河水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是荒无人烟的寂寥之所，刘海旺说：“正由于以前荒无人烟，这一遗迹才能保存下来。”

清理出的四处房屋，有诸多类似之处。坐北朝南，光线充足，二进式的庭院布局，内设小范围的活动场地，各自有水井、厕所和石臼、石磙等各种劳动和生活用具，自成体系。在第二处庭院中，有一处非常特别的编织遗存展现大家眼前。

在宽敞的庭院的后方和旁边，种植有桑树和榆树。榆树和桑树都是汉代政府提倡种植的植物。“桑树可以养蚕，榆树可以做木料，做车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专家郝本性认为，这是由自然经济的条件所决定的。

房屋的四周，清开淤沙，除去田垄上薄薄的红泥，耕作中的田垄就显露出来，田亩尚在耕作中，蹄印清晰可辨，推测应当是牛，此外，还有车辙的痕迹。遗址内还发现了大型的铁犁，与‘代田法’正好配套。

“代田法”，是在汉武帝时开始推广的农业耕作技术。‘代田法’最主要的步骤是在一年耕作之前，用犁铧笔直地耕出垄，种子播种在沟里，苗长出来以后，陆陆续续将垄上的土往沟里填，直到垄与沟平。这种方法既能防止幼苗倒伏，又便于除草，有效地提高了产量。

汉代正处于中国农业经济的转折点上。之前的“井田制”，农民以耕种公田的方式交纳赋税。王莽时期过之后，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一去不返。那时候的土地不再属于农民，他们若不依附于豪强地主，生命都得不到保障。

“如果能从三杨庄汉代遗址出发推测出西汉的家庭结构，往上推，就能知道‘井田制’是怎么回事，往下推，就能知道‘庄园制’是怎么回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在对遗址的单独院落形式感到惊喜，同时又为遗址没有留下农田而感到遗憾：“如果能留下这一遗址，就等于留下了一部汉代经济史。”他认为，星罗棋布的院落和房子的结构，将有助于解答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