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易集》是明代唐时升编撰的诗文集。

这还得从唐时升的性格谈起：唐时升虽然性格淡泊，但非常钦佩古代谋臣策士之略，自己也以谋臣自命。当时王世贞在南都作官的时候。听到他的声名，曾亲自跑到他家与他讨论时局，辨析疑难。唐时升一一与以解答，论析精辟，令王心悦诚服。一次，塞上用兵，唐时升了解各处将领的名字后，就在家推断起作战用兵的虚实，并将各将帅的胜负情况一一列出。后来情况证明，他的判断居然没有一个错的。都应验了，时人一时称奇。

讨论成败兴亡之故是唐时升十分热衷的事。每当这时，他就意气风发，好像自己置身于战场一样。他曾说：“当世如果有用我的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也不比李文饶差啊！”由于他真有才学，人们也并不以为轻狂。唐时升生活在明朝日益衰败的时期，边境纷乱频仍，人心涣散，朝廷上下一片昏暗。他虽然安于布衣生活，但常希望能为国家献计献策，拯救国难。因此，一有机会就希望把自己的意见传达到朝廷。他的老友钱谦益从老家虞山还朝，他作序为赠，刚刚寒暄几句后就谈到了时局。他认为明朝建都二百余年，国家机构“上恬下慢，朝野宴安”已是十分松懈颓废了。

名存实亡的统治不是一天就能振兴起来的，当今能做的，就是抵御住边境敌人的侵扰，这是国家安危的一脉所系。“太祖时，万国攸同”，四夷稽颡；而今聚四方之勇武，转九州之税敛，与一县之众角，然不得其要领。”国势由强盛变为衰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认为主要是建国之初，有智谋的人献计献策，有武功的人为保卫边防、平定内乱效力，所有的人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因此才能形成太平盛世。接着，他开始议论时政，认为局面正是因为没有形成群策群力的局面造成的，他举建州（女真）为例，认为对女真族一直没有控制得力并不是因为没有正确的建议，而是这些建议没有受到采纳——有的人因为上疏时言辞过于激烈，引起皇帝的反惑，因此，这些好的建议都被弹劾作废，导致对敌无策。

武力方面也是这样，对于畜养勇士、很有势力的人，就怀疑他是否会谋反，对一直坚守沙场，功劳卓勋的人，又害怕他会背叛朝廷。长此以往，弄得人人胆战心惊，不敢有任何成就。女真族入侵的时候，虽然将领成百上千，但人人自危，时刻担心有不好的弹劾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于是形劳神废，无心应战。凡是作战，应当“雷霆发而不惊，虎豹怒而不慑”这样才能克敌制胜。然而，我们的将领们却一个个“以畏祸忧谗之余力，逡巡于麾钺之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又怎么能打胜仗呢？女真一步步得势，也是势在必然了。他认为，在这样一种忧谗畏讥的环境下，即使陈氏在楚国，张氏在吴国，王保在北方，以中山为将，再有开平辅佐他，也很难取得胜利。

唐时升十分希望能借钱谦益之口将自己的意见传达到朝廷，于是在序的结尾，他还将自己的用意做了解释，他说，也许有人会说我，处在朝野之外，住在安静的自家的屋子里，谈什么兵论什么战呢，那么古代许多谋士不也是这样吗？他举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李泌，陆贽为例，希望自己能象他们一样，为国效力。这篇序谈到了对付建州（女真）的策略，自然属于在禁之列，而另一篇序中直称女真为“东夷”，“蚩尤”也是非禁不可的了。其实序的缘起还是孙续之一本无聊的诗集。

孙续之是唐时升的朋友之一，性好奇。他象有钱人收集奇形异宝那样，把所谓的东海之鳞、西海之翼、同州之羔、松江之鲈甚至什么溪间中的野藻，田野里的萝卜青菜，还有各种烹饪方法等等，统统写成雁字诗，共二百多首，自称“奇书”，并请唐时升作序。

唐时升知道孙续之的脾气，于是先假意在序的开头吹捧了他一番“才致溢出，光怪横发，如赤手捕蛇，不施?勒骑生马”，然后就不客气地开始批评他了“自东夷发难，征剿调饷，三关骚动，忧时之士北望箕尾之分，相对长叹”。孙续之的儿子此时正在积极参战，为国效力，因此，唐时升赞扬少年的精神，并批评好友的超然度外“而公之爱子方对公车，慨然上疏，愿奋身以遏暴虏之冲。所制戎器，盖五兵所未有。蚩尤以来所不闻（指女真）。“称赞少年”退然一书生，而国家有急倚倚若金汤，海内识与不识，莫不想见其调度，冀其成功。”接着批评孙续之——正在悠然自得地网罗群籍，搜抉奇句，树千秋之业。最后他评价说，这不免使他想起了淝水之战，当谢氏诸子正在率领三军冲锋陷阵，而太傅谢安却仍在安然下棋，高雅气量实在令人佩服。莫非这就是奇士的作法吧！

由于这两篇序，《三易集》被禁止在社会上发行。事实上，《三易集》是一部以诗为主的集子，充分显示了唐时升用词构境清浅和畅的艺术特点。

如《过陶真人故居》：“世皇中岁好神仙，方士承思玉几前。特赐珠宫开甲第，频分宝膳供经筵。马肝食后留精舍，牛腹书存划墓田。寂寞鼎湖松桧色，经过此地一潸然。”诗作对他的闲淡生活情趣多所描述，有孟浩然田家诗的恬淡韵味。如《宿直塘》：“雨后稻梁好，霜前鱼蟹饶。密■全隐壁，枯柳卧成桥。树里方为市，篱间暗不潮。田家秋作罢，灯火各相邀。”由于他生活朴素，自耕自乐，因此写出农村风景诗，信手拈来都是一幅幅美丽的田园景致，具有纯朴宁静和谐的艺术特点。

在续作诗作中，唐时升五古最优，他自觉学习陶渊明，集中有不少《和陶饮酒》、《和陶杂诗》等诗作。他的五古诗能较好地将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国中》4首颇能体现这些特长。

唐时升（1551～1636）字叔达，嘉定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卒于思宗崇祯九年，长寿，八十六岁无病而终。唐时升通达世务，性情豁达。早年拜于归有光门下，学习诗文，有诗名，但二十多岁就弃去举子业。在家专门研究古学。他家境贫寒，但乐于助人，人们都称他“好施与”。他将金钱官名看得很淡，自己在家种菜、耕耘田园，过着陶渊明般清贫但怡然自得的生活。唐时升与娄坚、程嘉燧都是归有光的门下弟子，文章很得归氏清雅恬淡气韵。晚年的唐时升闭门谢酒，“味庄列之微言，以养生尽年”，他与娄坚、程嘉燧常常一起布衣杖屦，外出游玩，谈诗论文，意气扬扬。一起出游的人都说他们象是古代的学人，不染尘俗有仙人的气韵，称他们为“练川三老”。唐时升文才很好，与友人一起做诗的时候常常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他不喜欢艰深涩泽的文章，自己作诗用词清浅，且不加点窦，一气呵成。他为自己的诗文集取名“三易”，也是不喜艰深之意。在当时他的诗文很受推崇，与程嘉燧、娄坚、李涣芳交称“嘉定四先生”。四明人谢三宾把他的《三易集》与其他三人的诗文合刻，题名《嘉定四先生集》。唐时升的文风与诗风不同，他的文章写得很有纵横之气，言辞气势逼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评论说：“叔达之文钦训，为归熙甫（有光）之挚友，而嘉定之老生宿儒，多出熙甫之门，故熙甫之流流遗论，叔达与程重阳（嘉燧）、娄子柔（坚）皆能传道之，以有闻于世。而叔达之文，纵横踔后，尤为通人所称。”唐时升的文章也受到了唐宋派的影响，著名的有《玉辰纪游诗序》、《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都具有运笔疏爽、雅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