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成立
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掌握教育的大政
方针，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协调各部门有关教育工作，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的改革。”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劳动人事部等四部委进一步提出了职教统筹的意见；同年，原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也提出了“职教统筹规划，统一领导”的问题。1987年，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同志明确提出，县级政府应从当地建设的需要出发，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抓，使“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相互沟通，相互补充。
与此同时，在何东昌、王明达等同志的指导下，在地方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国家教委在河北等地开展了“三教统筹”的试验，河北、安徽、山西等地在“三教统筹”的实践探索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至此，“三教统筹”作为对多种教育统筹安排，使之相互沟通，以提高教育的整体效益的一种管理模式在全国迅速铺开。
普、职、成“三教统筹”管理模式的实施，统筹了教育发展规模，统筹了教育结构和专业设置，统筹了学校布局和办学条件，为实施“燎原计划”、“
星火计划”、“
丰收计划”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三教统筹”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三教统筹”强调统筹权关键在县级政府，这虽然为统筹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但过分强调政府行为，行政化教育色彩浓厚，忽略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因素的个性发展；其二，囿于传统的社区公办教育的范畴和正规性社区教育，对于其他教育主体（如民办教育、公有办民教育）统筹领导不够；其三，着眼于为社区经济建设直接服务，对教育资源的整合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缺乏社区发展的文化底蕴；其四，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一些地方普、职、成三教尚未真正结合，主要是教育多头领导，缺少沟通，有些地方农科教统筹机构形同虚设，而且，保障体系与统筹的要求不相适应。
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出现了重大的变革，为适应我国社区教育的蓬勃开展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我们必须树立大教育观和新的学校形态观，努力实现教育与社区之间的资源开享，因而需要对传统的“三教统筹”模式进行理性审视，要有所超越和理论创新；同时，社区教育中还存在着广泛的社会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传统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需要扩展和延伸，惟其如此，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区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