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学生及各阶层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指示还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指导和部署下，中共上海局领导下的北平学委同晋察冀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学委一起，对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和贷金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4日，上海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殴打和逮捕，各学校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5月1日，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的学生3000人，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决定5月20 日举行大规模游行。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等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在北平，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还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斗争声势日渐扩大。

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于1947年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学生运动逐步由各地、各校分散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斗争。

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五二〇血案。在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队对峙六个小时。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讲话，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掩盖他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事实。学生游行队伍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大宣传卡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与此同时，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五二〇血案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