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友实业社由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于1912年（民国元年）创立，很快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具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纺织厂。沈启涌、沈九成先后离开了三友实业社，陈万运自始至终没有离开三友实业社。

陈万运，又名陈曼云，1885年9月出生在浙江慈溪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陈廷宏行贾四方，常年在外奔波。

陈万运幼年时在家乡进私塾读书，15岁随父到上海谋生。先在市郊浦镇三阳泰烟杂店当学徒，后转入虹口嘉兴路上的乾新祥烟纸店当学徒。少年陈万运做事认真，又肯动脑筋，深得店主器重，满师后留店当伙计。

辛亥革命夕，“实业救国”的思潮风起云涌，关心国事的陈万运受其影响，萌发了走实业救国道路的意念。经过长期细心观察，陈万运终于找到了一条创业门径。当时西方列强大肆对中国商品倾销，日用商品更是洋货独步天下，单洋烛一项，1910年进口就达百万海关两（一海关两等于1.114银两），洋烛取代了中国老式的油盏灯和土蜡烛。陈万运发现，洋烛烛芯一直由日中桐洋行独家经销，尽管要价高，却供不应求。在烟纸店工作多年的陈万运揆情推测认为可以从这个本轻利厚、生产技术较为简单的项目入手，步上创办实业的征程。

1912年4月，他找到了两个合伙人，一个是同乡沈九成，在上海高裕兴蜡烛店当学徒，另一个是陈的亲戚沈启涌，当时也在“乾新祥烟纸店”工作。3个人倾其所有，集资450元，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南堍士庆路鼎兴里租借5间小屋，购来10台手摇烛芯车，开始制造洋烛烛芯。小作取名“三友实业社”，内涵3友合作，实业救国之意。产品商标定为“金星”牌。

开厂一年后,沈启涌跳槽,拆股分手,不久陈万运的同乡陈律甫入股2100元,其时资本增加至2400元，并在厂名上加注“美记”二字。产品出来了，要打入日商垄断的烛芯市场，又成了难题。为了打开局面，陈万运和沈万成自己走街头，在日商洋烛行附近，摆摊点燃自制的蜡烛。行人纷纷围观，看到蜡烛不淌油、不弯头、不中途熄灭，确实不比洋烛逊色。这一街头活广告使“金星”牌烛芯名声大振，“三友”的烛芯以价廉质优的优势迅速打开市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货烛芯供应中断，日商借此抬高售价，英美厂商不得不向“三友”订货。这样，金星牌烛芯逐步将日货烛芯挤出中国市场。“三友”的生产规模也开始扩大。1915年3月，沈陈两人将资本增加到8400元，将《三友实业社美记》改为《三友实业社无限公司》，同年12月16日，“三友”改组为股份公司《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万元，成立董事会，推举慈溪在沪实业家史悠风为董事长，沈九成、陈万运为董事，并兼正副经理。同年，“三友”还在横浜桥南面建成三层厂房一座，工人增至百余人，添置电力烛芯车16台，烛芯球车2台，烛芯品种发展到6种，日产量达到500~600磅，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外地一些厂商兑相向“三友”订货，使“三友”在国货界初露头角。1917年，在杨树浦引翔港购地30亩,建造规模较大的生产总厂，生产“三角”牌毛巾，与西邻日商东华毛巾厂（生产“铁锚”牌毛巾）抗衡。1918年，经董事会讨论，决定再增资，向外招资7万元，资本金总计达10万元。1919年，“三角”牌在北京农商部注册备案，其图案是由一个圆圈加内三角组成，寓意三人同甘苦、共患难。同年，又在川沙设立工场，添置木机百余台。

陈万运聘请了刚从美国留学回来郑祖廉为第一任厂长，把好技术关。他们把生纱漂白改为熟纱漂白，使毛巾的吸水、手感、白度、纱支脱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当时漂染工艺上的革新。接着，三友社继续开展毛巾花式的研究，他们把原来生产多年、式样单调的红蓝档式毛巾，改进一下，用鲜红色在雪白平布上印上“祝君早安”字句，还为大宗客户免费加印字号。以后，三友实业社又研究生产新颖别致的多片综织造的回纹浴巾。这三招，招招都使国产毛巾的质量得到了巨大飞跃。投放市场后，深受广大用户青睐，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三角牌毛巾受到国人欢迎，畅销全国，同时也使日货铁锚牌毛巾营业日益衰退。日商不甘心失败，遂改变策略，用廉价政策，再来争夺市场，运进单幅毛巾铁机二百台，设瑞和毛巾厂于华德路高郎桥与兰州路之间，用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铁锚牌毛巾，来势凶猛。三友实业社则提高质量，精益求精、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高潮中，人民觉悟普遍提高，爱用国货深入人心，日货铁锚牌毛巾产量再多、价格再廉，无法与优质三角牌毛巾竞争，存货积压、工厂停工，不到三年，日商瑞和毛巾厂被迫歇业，而日货铁锚牌毛巾也于1923年完全退出中国市场。三角牌毛巾获得重大胜利，在中国的纺织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陈万运还聘请漫画家叶浅予等为三友实业社广告科绘画宣传；著名的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那时也在三友实业社广告部当绘图员。

三友实业社由于经营管理得法，企业发展很快，三友的产品之多、营业之盛，在当时实业界中是屈指可数的。随着“三角”牌毛巾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三友社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职工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工商企业。陈万运还在厂里设立图书馆、俱乐部、医疗室等设施，处处为工人福利着想，因此三友社的工人们以社为家，凝聚力极强。不久，三友实业社又盘买了杭州通益众纱厂和鼎新织布厂，改为三友社杭州分厂。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生产总厂的工人们抗日热情高涨，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三友抗日义勇军，多达400余人参加，陈万运亲任大队长，队员自费做了军装，天天在上班前操练。抗日义勇军还在厂门口高墙上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标题是“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士，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西邻日商东华毛巾厂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设有瞭望台，每天都能看到三友社毛巾厂的行动，恨得牙痒痒，视为眼中钉。

1932 年 1 月 18 日下午，天崎启升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幌子， 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 块。其鬼鬼祟祟的行迹遂引起厂内义勇军注意，义勇军成员立即跟踪其后。天崎启升等人见工人们尾随而来，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窜，逃到赵家宅附近时，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此时，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事先收买和雇佣的那批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之中，对天崎启升等人用石块猛 砸猛打。最后造成日僧一死二伤。打手们见日僧或死伤或逃逸，便一哄而散，将责任嫁祸于工厂工人身上。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这一事件完全是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的。正如战后田中隆吉的自供状所言，他知道三友实业社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于是就让和他很“亲近的女子”川岛芳子，去“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 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最后由于日僧一死二伤，于是他便认为“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了，随后他命令刚来上海的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袭击三友实业社。因为田中隆吉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 起冲突”。

重藤千春果然“不负重望”，1 月 20 日凌晨 2 时许，他带领日本浪人团 体“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 60 余人，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掩护下， 借着沉沉暮色偷袭三友实业社总厂。只见他们潜入厂房所在地，硫磺弹、浸油的纸团和手榴弹便飞入了厂房中，厂内顿时火光冲天，纵火焚毁厂房6间和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在 放火焚厂之际，重藤千春及其同伙还打死前来弹压的工部局华捕 1 人，打伤2 人。

真所谓“恶人先告状”，就在当天下午，上海日侨在日本军方的鼓动下 举行千人大会，声称现在中国的抗日“暴行”已达极点，日本应立即派军“以 期灭绝抗日运动”。会后，600 余日侨手持棍棒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杀尽中国人”，还用棍棒猛击中国商店的橱窗玻璃，撕毁抗日标语，强阻电车行驶，殴打值勤巡捕。一时间，上述地段鬼哭狼嚎一场混乱。日本驻华使领机关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同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1月 19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府抗议日本和尚被杀，要求缉拿凶手。21 日，他又向上海市府再度提出所谓的“抗议”，毫无根据地咬定杀死日僧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社工人，还进一步提出正式道歉等项要求。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发动了战争，第二天即占领了三友实业社。“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就这样成为“一·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事实证明，“一·二八”事变决非几个日本特务分子所能制造出来的， 它完全是日本军政当局既定的侵华政策的产物，所谓“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用以发动蓄谋已久的战争的导火线而已。不久淞沪抗战爆发，三友总厂被日军炮火炸毁，设备破坏殆尽，损失惨重，损失极为惨重。1932年6月被迫停产。1934年，沈九成离开了《三友实业社》，去办了“生生牧场”，改做牛奶生意。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工厂被日军占领，日方要陈万运出任杭州维持会长，他拒不接受，躲进郊外杨梅岭山洞后潜行返沪。1938年日方又派人专程来沪，向三友实业社提出“共存共荣”的合作条件，撤出军营，合资经营，他断然拒绝，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文汇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大晚报》、《新闻夜报》等，在12月9～10日争相刊登他的爱国行为，表彰他的浩然正气。

陈万运为了维持《三友实业社》职工生活，在租界制销国药，并代他厂销售棉织品。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实行经济统制，他闲居在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友实业社恢复生产，由于三角牌毛巾是爱国抗日的品牌，质量又好，很快，三角牌毛巾又畅销全国，享誉东南亚。

1950年8月，爱国实业家陈万运在上海新昌路金椿里职工宿舍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终年66岁。

1954年三友实业社实行公私合营，并改名为上海三友实业社制造厂，1962年改为生产毛巾专业厂，1966年改名上海毛巾十厂，1979年又恢复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一直生产制造毛巾。

2009年9月7日《世博日报》的《东方早报》，用一版的篇幅，介绍了《三友实业社》，因为《三友实业社》参加了192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博会，该厂生产的《三角牌》毛巾荣获《丙等金奖章（纺织品类）》，据此，在《世博会荣誉榜上》，《三友实业社》占据了一席席位。

1932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决议》（第三段）写到：

“但是巨大数量的失业工人与其拼死的斗争,已经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反帝反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伟大力量.上海三友实业社,中华工艺厂,达丰厂,药业,商务,兵工厂,造船厂等失业工人反国民党资本家的斗争,利用着各式各样决死斗争的新的方式,占据工厂,封锁资本家的自由行动,包围资本家与市政府.满洲失业工人成千成万去参加义勇军的反日战争,天津北平失业纱厂工人与半失业的黄包车夫经常与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唐山在我们领寻下几个钟头内召集了八百失业矿工去包围矿局.在几个主要城市内,都是酝酿着发展着广人失业工人的斗争,许多失业工人斗争,得到了部分胜利.失业工人的斗争,密切的联系着在业工人的斗争,反对开除与要求恢复失业工人工作的罢工的数量的极大增加;失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极度增高,如潮水一般到红军中去;但是广大的失业工人中我们还没有经常的有系统的工作与领导,所以这一广大群众的失业斗争,还是自发的,失业工人的斗争还没有走向要求国家与资本家的经常的失业救济.”……

根据原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水清将军回忆，当时奖励给大渡河17勇士的奖品，就是一条印着“祝君早安”的三角牌毛巾和一只搪瓷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