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1911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起义，又称广州起义、广州三·二九起义。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1905年8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武装起义。

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于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中国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

1907年和1908年，中国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

1910年2月，中国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三人起义，又遭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失败面前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们决心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先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中国同盟会吸取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中国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黄兴为总司令，赵声为副。“先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中国同盟会会员温生才暗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范，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先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

往小北门的一路起义军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时，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响应，夺占乐同团练分局。4月30日，在李准进逼下，会党解散。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

起义不幸失败后，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先生不顾清朝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人（收尸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骨收殓安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1932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陈文友等姓名共86人。由于习惯，人们仍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得悉起义失败，认为此役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称这次起义虽然失败，“然其影响世界各国实非常之大，而我海内外之同胞，无不以此而大生奋感”。

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评价了黄花岗起义：“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这次起义意义重大，加快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12年5月15日孙发表《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914年又说“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1921年12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又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还为黄花岗纪功坊题写“浩气长存”四字。1924年5月2日又发表《祭黄花岗烈士文》，应邀出席岭南大学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学习烈士的志气，“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

为纪念此次起义，阳历3月29日后来被中华民国政府定为青年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