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爱花（1930年1月1日－2013年9月4日）是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人，后定居山西省太原市。她是少数愿意公开承认在抗日战争时曾被日军性侵犯，并向日本政府索赔的中国女性，是中国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

万爱花4岁的时候，因为家贫，被家人卖到山西省盂县羊泉村的李五学家里做童养媳。当日军入侵山西省的时候，邻村的房屋都被烧光了，很多人都被日军杀害。日本兵把受害者的尸体，扔到枯井里，随后又用乱石块将井口掩埋掉。

农历1943年6月7日，日军对万爱花所在的村庄进行扫荡。万爱花躲到了桃庄的一个暗沟里，但很快就被日军发现，并被带到距离羊泉村16公里外的进圭村东侧的日军据点。“当时和我先后被抓走的，还有同村的陈林桃、刘面换、冯北香、刘二荷等4人，大家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当天，就有日本兵来到这里，对我们实施惨无人道的强奸。”万爱花说，残害是不分昼夜的。21天后，万爱花趁机逃走。

农历1943年8月18日，灾难再次降临到了万爱花的身上。当时，正在河边洗衣服的万爱花被日军发现后，没有来得及逃跑，再次被日军抓获。“这次也和上次一样、鬼子不停地对我们进行凌辱，并威胁我们，要我们说出村子里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及八路军支持者的名字。如果不说，他们就对我们严刑拷打，变本加厉地虐待我们。”万爱花说，给我们的食物都是他们的残羹剩饭，根本就填不饱肚子，日本兵心情不好时根本就不给我们饭吃。在日军到枣园村进行扫荡的时候，万爱花再次逃了出来，那是农历1943年9月16日的事情了。因家里有需要照顾的病人，她又逃回了羊泉村。

82天之后，她又一次被日军抓获。日军把她捆绑起来，用一头驴驮回了进圭村东侧的日军据点。到那里后，每天都遭受日本兵轮奸。直到有一天，万爱花不省人事。日军把她扔到了村子附近的一条河里面。那时正值农历的正月二十八日，河水冰冷刺骨。值得庆幸的是，她被村子里的老人发现后并救了起来。

由于长期遭受折磨，万爱花的大腿两侧伤痕累累，胯骨、肋骨多处骨折，以致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胸腔，身高萎缩至147厘米。手臂脱臼，耳垂被扯掉，且因多番被轮奸，下身严重溃烂，至今终生不育。

被人从河里救出后，万爱花再也不敢在羊泉村住了，稍能动弹后，便逃到村外。因生活能力尽失，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于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领养了一个小姑娘。

万爱花逃出日军魔爪后，在床上躺了三年多。期间，小小年纪的养女给她端屎端尿。她和养女的生活靠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帮衬。女儿大点后，就四处奔波，到野外拾柴火挖野菜，去好心人家讨吃食。万爱花自己身体稍好点后，便带着女儿挨村挨户乞讨。两人相依为命，从盂县一路乞讨到太原。

后来，万爱花给别人家当保姆，或帮人做一些针线活，缝补棉衣、裤子，挣点钱，维持母女的生计。女儿十来岁时，万爱花送她去上学。“我上了好几年学，但真正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因为妈妈有病需要照顾，家里生活又困难，我无法正常上学，去上学也无法专心，一般是上午上学，下午去捡柴、要饭。”万爱花养女李拉弟说，“那时经常去一个部队讨吃的，他们都认识我了，知道我有一个可怜的妈，一看我去，就说来了，快给她吃的。”

1992年，山西盂县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寻访日本侵华期间受害女性时找到万爱花，并协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要求日本公开道歉及赔偿。同年，万爱花出席东京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

1995年，首批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万爱花在内的山西省16名受害人），入禀向日本政府索赔。

1996年、1998年，万爱花到东京地方法院作证，诉讼历时8年，三诉三败。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虽认为日军当年实施的监禁、强奸等行为对受害妇女造成的精神损害至今仍存，但由于“个人不能起诉政府”，因此原告受害妇女败诉。

2000年，万爱花于上海出席“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万爱花出席东京“妇女国际战犯法庭”对日军二战期间“慰安妇”制度的公开审判。“万爱花等大娘们在二战时期，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在日本，我们的父辈祖父辈在此之前没有坦白，日本政府也没有进行谢罪赔偿。虽然我们不是战争的亲历者，但为了今后，我们必须去做这些事。”山西省查明会成员、“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负责人池田惠理子女士说。

2000年后，她的情况得到社会关注，之后一些有公益心和正义感的人士，坚持不懈地帮助她、支持她。地方政府也对万爱花实行农转非，并给予低保。2002年，5位山西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把万爱花列为山西省慈善总会重点救助对象，经核查后确定。

为避开其他人的流言，多年来居无定所，先后流落阳曲、太原等地，靠替别人缝补洗衣、当保姆为生。直到2000年后，万爱花的情况得到社会关注。

2001年、2006年，山西省政协委员先后把万爱花列为山西省慈善总会重点救助对象，山西省太原市政府对她实施了转户享城市低保的救助，以协助她改善生活。

2009年3月21日，万爱花接受媒体采访，跟随记者到达《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临时展馆，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四个大字：“还我尊严”，并署名。

2013年3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在中国“慰安妇”诉讼案判决中，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进行赔偿的诉讼。得到再次败诉的消息后，万爱花非常失望，她说：“日本兵过去侵略中国，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日本政府理应为自己的侵略罪行负责，向受害者谢罪，赔偿经济损失。”

2024年4月，万爱花等中国18位慰安妇受害者子女近日再次起诉日本政府，这是民间对日申诉32年来，首次在中国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离世引关注

晚年，万爱花罹患胃病、冠心病，肺囊肿等多种疾病。2013年9月4日凌晨0时45分左右，万爱花在山西太原住处离世，享年84岁。

2013年9月8日，在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万爱花在故乡下葬。万爱花一生饱受屈辱、颠沛流离，最终也未得到道歉、赔偿。此间，中日两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人士一致表示要继续战斗，“为受害人讨回公道”。

万爱花的灵堂设在村口一处高地，60多年前，万爱花在多次遭受日军性侵、虐待之后，带着养女李拉弟远离家乡，一路乞讨到太原谋生。从那时起，万爱花很少再回家乡。

李拉弟说，从4岁起跟着母亲离开盂县，几乎没有回过家乡。这次送母亲归葬故里，家里人都借住在村中远房亲戚家。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万爱花的老屋。老屋已废弃多年，院墙倾颓，荒草占据了院内空间。只有门口的石磨、门前的石径提示这里曾经有生活的气息。

万爱花辞世，引来中日各界人士关注。山西“慰安妇”民间调查员张双兵提前到来，帮忙照应。日本“山西查明会”、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山西省公益事业促进会等组织献上花圈，送别老人最后一程。万爱花的晚辈李才林说，老人一辈子受苦受难，最终也没“要回公道”，我们希望尽力让老人走得安心。

在国内各界送别万爱花老人的同时，日本“山西查明会”、日军性暴力图片展执委会等日本民间机构也发来唁电。石田米子、大森典子、池田惠里子等日本友人表示，万爱花大娘多次远赴日本出庭作证，并鼓励其他受害老人对日诉讼。面对败诉这一不正当的裁决结果，万爱花大娘深感愤怒、无助，但始终不曾放弃。万爱花大娘苦难、战斗的一生，“将激励我们战斗下去，绝不言弃”。

据介绍，此前，上述日本友人每年都要到山西太原看望万爱花，并给予资助、慰问，老人的离去对他们造成“沉重的打击”。8日中午，在最后送别养母万爱花的前一刻，养女李拉弟郑重声明，母亲去世后，她将继续对日诉讼，“讨还公道”。无论成败，都要坚持下去，“了却母亲最后的心愿”。

万爱花是中国第一个公开指控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上世纪90年代，作为日军二战性暴力侵害的受害者，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指证日军罪行。她多次赴日本东京出庭作证，要求日本政府直面历史、谢罪赔偿，均被日本法院判决败诉。

“鸠山先生出任日本首相了，并听说先生表现出了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诚意和勇气，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衷心致函首相先生，能够尽快采取各种进步的手段，妥善解决包括我在内的受害妇女的问题，切实落实对我们的谢罪和赔偿。”

作为中国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和万爱花结识10多年。得知万爱花去世，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丽菲赶到山西盂县。在她看来，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起诉日本政府，这对日本国民认知历史事实，对中国国民认知历史教训，都具有重大意义。万爱花生前曾多次表态，对日诉讼会持续下去。她死后，她的晚辈子孙要继续坚持，直到日本政府道歉、赔偿。陈丽菲说，幸存老人大多生活困难，甚至没有子女。政府、慈善机构应该在生活、法律、学术援助方面，对“慰安妇”问题予以更多关注。

1938年日军侵入盂县时，我已经加入了儿童团，后来解除婚约嫁给了村干部李季贵。1943年，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在村子里任妇女救护会主任和副村长。6月7日那天，驻扎在进圭的日军扫荡羊泉村，将我和另外四个姑娘作为战利品带到了进圭炮楼。那年我才15岁。由于叛徒的告密，我的党员身份暴露。白天，日军将我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下拷打，逼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将我关在窑洞里野蛮地进行轮奸，我稍有反抗就被拳打脚踢。在被关押、糟蹋了21天后，我逃回了羊泉村。

1943年8月18日，我再次被日军抓走，在暗无天日的炮楼里被糟蹋了29天后，被迫充当了日军的性奴隶。之后，我又一次逃跑。但我的命真苦，又一次被抓回，我第三次进了进圭据点。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说到这里，老人泣不成声。她撩起头发让我看她的耳朵，老人右边的耳垂豁开了，并严重缺损。）日本兵用带着戒指的手打我耳光时，戒指钩住了我的耳环。他用力太猛，竟把我的耳环和耳垂一起扯了下来。（说到这里，老人又哽咽说不上话，停了一会，又喘着粗气，举起双臂让我看她的腋窝和腰。原来她那光秃秃的腋窝，是他们剥光她的衣服，把她吊在树上，一根一根地把腋毛拔下来。）后来四个大汉用两根扁担放在我两个肩膀上，四个大汉一个人各抱着扁担的一头，两脚离地往下压。我当时感到突然有座山压下来，浑身被压碎了一样，顿时昏死了过去……

1944年1月28日，日本兵见我三天都没醒过来。以为我死了，就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像死牲口一样扔进炮楼旁的乌河里，幸好当时被一位好心的老人救起，但我已气若游丝……（非人的摧残使万爱花整个身体都变了形：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来1.65米的个子萎缩到了1.47米。）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年，为了躲鬼子的抓捕，我身体还没恢复就从盂县逃到了阳曲，又从阳曲逃到了太原，过着流浪的生活，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就没了月经，失去了生育能力。日本投降后，我收养了一个四岁的女儿，并把她抚养成人。

万爱花，生于1929年12月12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人。四岁时被吸食鸦片的父亲卖给了人贩子，后来几经辗转被卖到了山西盂县羊泉村做童养媳，1943年遭遇日军的摧残而终身残疾。自1992年以来，她先后六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九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性暴力造成的伤害，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但都被日方以各种理由驳回。她曾被人贩子从内蒙古贩卖到山西做童养媳，她曾是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她曾在14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曾是一名抗日女战士，她曾是村儿童团长、妇救会主任，她曾是第一位站出来揭露并状告日军性暴力罪行的中国受害妇女，她曾六次到日本敲开法院大门，起诉日军罪行，索要战争赔偿和国人尊严……她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也是一名了不起的老人。

盂县曾有千余名女性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

盂县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太行山西侧，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游击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盂县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和牺牲。

1938年1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第14大队侵占了盂县县城，日军在盂县周边新建炮楼达21座，到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后来的近八年间，日军在盂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达23起，全县有10199人被杀害，致残重伤者达508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有9077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30000余人无家可归，数以万计的家庭被拆散，有的还全家被杀，灭门绝户。在这21座炮楼里每天都有许多年轻的女孩，惨遭日军轮强奸和杀戮。据调查，该县当时有千余名妇女被侵华日军通过暴力手段而沦为性奴隶。

盂县地区早在1982年就开始了慰安妇调查，是全国早期开展慰安妇调查的地区之一。调查的发起者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张双兵和农民李贵民，通过他们的深入调查，这些受害老太太一个一个地勇敢地站了出来。后来通过许多人的努力，共在盂县调查到了70多位性暴力受害妇女（现在幸存的只有15名）。作者在盂县所寻访到的14名受害妇女，当年主要生活在西烟、西潘等乡镇，她们被先后抓进了进圭、河东等炮楼。据了解1996年以来的调查，承认自己当年被抓到河东炮楼里的受害妇女就有17位。

中国内地第一个站出来对日军暴行进行血泪控诉的受害妇女，是原西潘乡羊泉村的万爱花。她当时在村子里担任妇救会主任，16岁被日军抓到进圭的据点，受尽了日军的强暴和酷刑，使原来1.65米的身高萎缩到1.47米……

1992年，万爱花作为日军侵华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代表,赴日本东京参加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听证会。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伤疤，揭露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被日军摧残后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她当场就昏倒在听证台上……她的悲惨故事惊动了全世界。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

盂县第一批慰安妇诉讼

1995年8月7日，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的索赔上升成正式的诉讼。原告是来自盂县的刘面换、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她们公布了自己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经历，正式委托日本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日军的性暴力犯罪和慰安妇问题谢罪，并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的损失。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2001年5月30日，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接着，当年6月21日，原告又上诉东京高等法院。

2004年12月25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在开庭后不到一分钟，便驳回了中国慰安妇长达九年的诉讼请求。紧接着，原告又向日本最高法院进行上诉。

盂县第二批慰安妇诉讼

1996年2月，来自盂县的（第二批）慰安妇侯巧莲和郭喜翠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侯巧莲于1999年5月病逝。

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

2002年4月，郭喜翠和侯巧莲的子女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的索赔诉求。随后，原告和原告律师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盂县第三批慰安妇诉讼

1998年10月30日，继第二批诉讼之后，万爱花、赵润梅、高银娥、王改荷、赵存妮、杨时珍、尹玉林、南二朴（南二朴已去世由女儿杨秀莲代诉）等共10人，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了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在2003年4月24日作出的一审判决中，尽管认定了当时日军的“卑劣蛮行”，但是驳回了原告的索赔要求，仅在其附言中“期待”有关方考虑战时性暴力受害的悲惨状况及其特殊性等，尽可能予以救济。原告方面随即提出上诉。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在日本侵华战争性暴力中国受害者(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的二审判决中，支持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现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已丧失为由，驳回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强掳做慰安妇的中国妇女郭喜翠等人的诉讼请求。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山西慰安妇的赔偿请求。

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使所有的诉讼都被驳回，但日本法院在判决中曾认定了日军当年对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强掳做慰安妇的中国妇女郭喜翠等人实施的监禁、强奸等行为给她们造成的精神损害。

这些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中国受害者的抗争，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她们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她们用自己的血泪经历呼唤世界和平，她们所做的努力必将载入人类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