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士之碑”位于日本热海市伊豆山，下面埋葬着东条英机等7个甲级战犯的骨灰，日本首相吉田茂题写碑铭。1971年曾被炸毁，碑体上的裂痕清晰可见。由于担心会被人拿走作为象征物，美军对这些人的尸骨严加看管，甚至传说要抛撒到太平洋里。眼看这7人的骨殖就要灰飞烟灭，甲级战犯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横滨市火葬场附近兴禅寺的住持市川伊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心有不甘，遂有深夜盗骨之举。

1948年12月24日深夜，驻扎在日本横滨的美军正沉浸在圣诞前夜的欢乐之中，横滨市内的久保山火葬场发生了一起偷窃案。三个黑衣人蹑手蹑脚地潜入火葬场，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在残灰坑里掏了些东西后匆忙遁去。此前一天，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东条英机(第40任首相)、板垣征四郎(原陆军大臣、关东军参谋长)、木村兵太郎(原缅甸方面军司令官、陆军次官)、土肥原贤二(原第12方面军司令官)、武藤章(原第14方面军参谋长)、松井石根(原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广田弘毅(第32任首相)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他们的尸体被运到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火化。由于担心会被人拿走作为象征物，美军对这些人的尸骨严加看管，甚至传说要抛撒到太平洋里。眼看这7人的骨殖就要灰飞烟灭，甲级战犯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横滨市火葬场附近兴禅寺的住持市川伊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心有不甘，遂有深夜盗骨之举。

七士之碑

11年后，1959年4月19日，在距离东京约100公里的热海市伊豆山，树起了一座纪念碑，名为“七士之碑”。碑下埋葬的，就是当年那3个人偷盗出来的7个甲级战犯的骨灰。当时骨灰偷出以后，无处保存。盗灰者和7个战犯的家属想起在伊豆山有一座观音立像，名“兴亚观音”，是南京战役总指挥、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从中国战场归来以后修建的。据说他因为与军部不和，占领南京不久，就被召回日本，后退出军队。1939年前后，他让旧部从当时的激战地南京大场镇带回战场上的血土10坛，烧制成一座观音像，起名兴亚观音。旁边建观音庙，设祭坛祭奠在南京战役的战死者。而他本人就在这座观音像的附近置地建屋，谪居于此。观音庙的住持伊丹忍礼是松井的狂热支持者。1949年5月3日，广田弘毅的儿子、东条英机的妻子、武藤章的妻子和三文字正平等人来到伊豆山，谎称是朋友的骨灰，请求伊丹暂时保存。伊丹心知肚明，把骨灰藏在观音下的石缝里。1951年9月8日，《旧金山条约》签订，1952年4月28日开始生效，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逐步放松，便有了这个“七士之碑”。

“七士之碑”旁边，还有一座乙级、丙级战犯的纪念碑。在旁边的观音堂里，还特别为当年东京审判时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律师帕鲁设置了牌位，以感谢他对日本的“公正”和“良心”。

1960年7月17日，三文字正平等人又把所盗的骨灰的一部分，送到了松井石根的故乡爱知县，在距离名古屋150公里左右的幡豆町三根山，建起了“殉国七士墓”。碑上镌刻了如下文字：

由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撕毁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物资的匮乏，日本最终战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印比等十一国召开远东国际审判，以事后法审判和表决的方式，于昭和二十三年二十三日夜执行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七士的绞刑。三文字正平律师从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取出他们的遗骨并安置在热海市伊豆山。后承蒙幡豆町的厚意，把遗骨埋葬在三根山顶。并征得遗族同意，在清濑一郎、菅原裕两位律师等同志支持和支援下建此墓碑。遥望大洋彼岸，探求太平洋战争的真相，为实现永久和平而努力。

碑文把日本的战败归结为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出兵以及所谓物资匮乏，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说成是“事后法判决”。碑文整体虽然没有直接对战争本身做出评判，但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是非常明确的。表面上是要“探求”“真相”，但这个“真相”在树碑者内心是很清楚的。且看旁边的诗碑上的题诗：

哭殉国七僚友记狱中作

妖云镇狱朔风腥,

昨夜三更殉七星。

暴戾复仇还太古,

雪冤何日靖忠灵。

这个诗碑像是为“殉国七士墓”碑所作的注脚。诗作者大岛浩，二战期间的日本驻德国大使，为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四处活动，深得希特勒信任，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判处无期徒刑。他在诗中把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描绘成人间地狱，把7个战犯捧为“七星”，咒骂东京审判是“暴戾复仇”，还发誓要为他们“雪冤”。

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有为死者“树碑立传”的习俗，其目的是通过“石”这种能够“永存”的可视化媒介，把死者的生命意义符号化。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既是对死者的彰显，也表明树碑者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与判断。从这个意义来说，纪念碑是一个昭示价值的符号，也是一个不断唤起和创造记忆的设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强调了无名战士纪念碑和墓园对构筑近代民族国家“想象空间”的意义。在另一本著作《语言与权力》中，安德森把纪念碑看作是一种“表意设置”，用其“特定的形式”表达特定的内容。这里所谓的“特定的形式”实质上就是一种“景观”的创造。石碑或遗迹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通过“景观”把“过去”表象化，进而塑造对事件人物的历史记忆。

美国历史学家劳文思指出，“记忆原本就不单纯是过去的储藏库，而是按照现实的需要不断修正的。换言之，重要的不是过去的事实到底如何，而是我们总是按照现实的想象力重铸过去”。

如此看来，三文字正平等人冒死去盗取骨灰，并勒石树碑的目的就很清楚了。他们明白，战争作为“过去”已经结束，当人们唤起战争记忆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媒介来进行。而这种媒介所传达的信息，会直接引导人们构筑想象。他们盗出骨灰，并通过树碑构筑起一个“景观”，表明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和对人物的评价。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对立的一方来看，这个碑则是一个必须抹消的存在。“七士之碑”建成11年后，1971年12月，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派人在石碑下安置炸弹，一声巨响，石碑化做三截。日本赤军发表了如下声明：

殉国七士之碑，是1948年由帝国主义头子吉田茂书写碑铭，为甲级战犯招魂而建造的。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肯定、美化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侵略的精神象征。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赤军由于采用劫机、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的抗争手法，被日本和国际社会所排斥。但是它的政治立场，是彻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主张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向战争受害国谢罪道歉的。他们的战争认识，代表了日本社会最左翼的一端。

石碑被炸，立碑者当然不肯就此认输，他们不惜代价，从德国进口专用的粘合剂，把石碑粘合修复，重新立在原处。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碑体上的裂痕。笔者在实地探访时，守碑护庙的女住持妙静在介绍这段往事后，意味深长地说：他们是专业暴力集团，精心策划严密实施的爆破计划，居然没有把石碑炸碎，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围绕七士之碑的“战争”，极富象征意义。美国历史地理学家福德在他的《刻在石碑上的美国：暴力与追悼的景观》中指出，人类大体有“圣化、选择、复旧、抹消”等方式来对待历史遗迹，具体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这个社会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在经过上述4个方式处理过的景观里，“镌刻着个人、集团乃至社会整体如何解释、认识过去的基本态度”。我们从“七士”的被“圣化”、被“抹消”又被“复旧”的历史中，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对二次大战认识的对立构图。一端是死心塌地地拥护战争，另一端则是彻底反省战争，承担加害责任。日本著名的反战活动家吉川勇一用“被撕裂的死者”来形容日本社会对战死者的不同的态度，指出这两端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大”。在下一个石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和“七士之碑”对峙的“无限大”的另一端，即日本战争记忆的另一段“景观”。

在距离东京大约200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树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12年8个月，其中10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作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通过碑文可知，他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地参加过侵略战争。但是，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惟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

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树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树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12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作为和“七士之碑”完全对立的战争记忆的标志，“谢罪之碑”所代表的是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就有很多日本老兵站出来，把自己的加害体验变成历史的“证言”。日本学者野田正彰曾经调查了“中归连”的很多成员。这些在中国被俘虏的日本兵，在抚顺等地的战俘营接受教育后，被特赦遣回日本，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连”。他们通过讲演、著述等活动，介绍自己在中国战场的所作所为，促使日本社会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虽然他们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恐吓、讽刺和嘲笑，但他们所代表的战争的记忆方式，还是慢慢在日本社会产生影响，大泽的孙子同意在自家的墓地树立“谢罪碑”，就是一个例证。

1980年代，还发生了“偕行会”征文事件。偕行会是一个旧日本军退伍军人的联谊组织。1982年，教科书问题引发了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剧烈争论。偕行社在他们的会刊上发布征文启事，向会员征集南京大屠杀的“反证材料”，希望能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子虚乌有。从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杂志开始连载《“南京战史”的证言》。所发表的文章中，既有屠杀俘虏的记述，也有亲眼目击大量遭残杀的尸体的证言。连载不但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反而为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据。1985年3月，《偕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南京战史证言之总结》，承认事实的存在，并声明，“作为旧日本军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在此向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次征文活动，本意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名誉和利益,结果却事与愿违，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编辑部能够在事实面前坦诚认罪，说明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的思潮在不断扩大。加害者记忆的构筑开始逐渐展开。

作为战争记忆的表象，“七士之碑”和“谢罪碑”代表了两个极点。但是，这两个碑在日本都鲜为人知，真正能代表大多数日本人战争记忆的象征物，则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忠魂碑”、“慰灵碑”、“彰显碑”。

每一个到过日本的人，只要稍加留心，都会发现并惊异日本的纪念碑之多，多到随处可见。根据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调查，日本国内已经确认的纪念碑总数有15343座。平均到全日本3300个村落级别的自治体的话，每个村就有8-9座。这个数字还是不完全统计，前述“七士之碑”等就没有被统计在内。据专家推测，如果全部统计在内，至少有3万座。这些纪念碑的建造是和日本的近现代战争紧密相关的。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近100年的历史中，日本历经西南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等，其战死者达数十万，遍布日本全国。与此相应，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建造了大量的战争纪念碑。以神奈川县为例，建碑的高峰有两次，分别在1895-1896年、1905-1906年，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为了进行战争动员，需要在精神上赋予战死者以神圣的地位。于是，由在乡军人会主导，为战死的军人修建了大量纪念碑。其中大多为“忠魂碑”、“慰灵碑”等。这些纪念碑在战后有些被推倒，有些被转移。

1950年代以后，随着占领军政策的缓和，各地又重建、新建了不少纪念碑。其碑名除了“忠魂碑”、“慰灵碑”以外，还有诸如“和平祈念碑”、“××战纪念碑”等等。这类碑一般把死者的姓名、战死地点、战死时间等刻在上面。对战争本身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很多碑把明治维新以来的历次战争中的战死者按照时间顺序并列在上边，对这些性质各异的战争中的战死者不加区别，一律以“忠魂”、“英灵”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些碑和“七士之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碑”不同，他们基本上对战争本身不做善恶评价，仅仅对战死者表达敬意。经过战后的民主主义教育，大多数日本人已不能接受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是为解放亚洲殖民地所进行的正义之战这样的观点了。因此，像七士之碑那样的战争表述，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但是，从个人感情来说，他们又无法接受把战友、兄弟、儿女、父母当成侵略者的事实。这些碑往往把历次战争的死者放在一起，赋予其时间上的连续性。虽然这些战争的性质不同，但都是为了“祖国”，死者都是为国家捐躯的。这些抽掉了道德和理性的“忠勇”和“爱国”，最终往往变成一个情感宣泄的符号。此外，这些碑往往建在神社、寺庙附近，历史记忆往往伴随着宗教情感同时被唤起。思想史研究者孙歌曾经质疑，日本学界以学术研究的所谓理性的暴力来抹杀对历史“情感的正当性”。事实上，当很多日本学者在追究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到底有没有30万，并对中国历史教科书使用的相关照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恰恰忽略了日本人自身的情感因素在历史记忆中所占据的位置。

和这些“慰灵碑”共同构筑了日本战争记忆主流的，是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遗址为代表的受害纪念物。这些纪念馆展示了大量的照片、实物，向游人展现原子弹造成的悲惨景象。而相似的大量战争纪念馆，如东京的昭和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等，展览的基本上都是战时日本人如何忍受物质缺乏的痛苦，如何遭受美军的轰炸，如何被苏联军队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力等。而分布在各个县的战争纪念馆，还大量征集战争体验的口述记录，其中绝大多数是叙述自己和家人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的。这些叙述的大量出版，并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和报道，特别是每年在广岛、长崎举行的终战纪念追悼仪式，不断重复生产着日本是受害者的战争记忆。

如果把“七士之碑”和“谢罪碑”当作两个对立的极点来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忠魂碑”和“战争纪念馆”可以说介于两者之间。它代表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认识。其特点是暧昧模糊的事实认知、夹杂着宗教情绪的个人情感、不断被强化的受害意识以及随着政治局势左右摇摆的不稳定性。

在日本众多的受害纪念馆中，也有少数加入了“加害”的内容。大阪的和平纪念中心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其介绍文字中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们，还有处在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的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对此，我们将铭刻在心。”在馆内的展示中，专门设置了“南京大屠杀”的展台，通过图片介绍南京的受害状况。大阪和平中心因此遭到了右翼势力的疯狂攻击。他们成立“战争资料偏向展示纠正会”。另外利用大阪和平中心的公共设施的性质，故意在馆内申请举办诸如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等活动。纪念馆也成为战争记忆的攻防战场。

把“受害”的范围扩展到交战双方，则是构筑共同的战争记忆的一个努力。冲绳的“平和之础”纪念碑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冲绳战役结束50周年，于1995年6月在冲绳县和平祈念公园内建设的。在这个纪念设施里，不分国籍、军人平民，在冲绳战役中死亡的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刻在“御影石”上。现有日本人22万多人、美国人1.4万多人、韩国人263人、英国人82人、朝鲜人82人、台湾28人，共计23.8万人的名字刻在上面。2000年的冲绳峰会，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前往献花。这里成为交战双方共同回顾历史、悼念战争死者的一个共同的“记忆之场”。

战争纪念碑作为“刻在石上的战争”，向我们展示了日本社会记录、记忆战争的基本格局。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围绕战争的记录与记忆，日本社会是被撕裂的。由于日本国内尚且无法统一自身的历史认识，因此当面对中国以及亚洲受害国的时候，日本发出的信息往往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我们过去往往把解决历史分歧的希望寄托在对史实的挖掘上，但是，战后60年来，中日双方的分歧，并没有随着历史研究的进展而缩小，相反，近年来，围绕战争的性质问题，双方的论争反而日趋激烈。究其原因，恐怕是对战争的记忆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对史实的基本态度的差异。因此，如何超越自身的战争体验，构筑共通的战争记忆，是解决中日两国历史分歧的重要课题。(作者为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