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振军（1913年-1944年），原名丁凯，河北省滦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滦县县委委员、中共冀热边特委特派员等职。1936年，在家乡一带发展党员20多名，建立了大门庄党支部和高各庄党支部。1938年7月，以冀热边特委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中共蓟县县委紧急会议，组建抗日联军第三总队，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并担任冀东抗日联军第四总队政治部主任。暴动失败后，继续在丰润、滦县、迁安边界地区从事抗日联合县政府筹建工作。1939年，任冀东地委委员、北宁铁路以南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冀热察挺进军二十八团团长。1940年，任冀热察区东部办事处主任。1942年下半年，筹建中共路南工委并任工委书记和路南工作团主任。为收复被日伪蚕食的地区，还组建了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第一区队。1943年夏，路南工委改建为中共冀热边特委第四地委，任地委书记兼专员。1944年7月，丁振军提议开办路南暑期政治学校并兼任该校校长。1944年10月，在参加冀东党委会议时被敌包围，他带领四地委机关部分干部、警卫部队进行转移。10月17日，他们到达丰润李庄子、夏庄子一带时又遭遇日军袭击，突围中壮烈牺牲。

1928年，考入滦县汇文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宣传群众，发展党组织。1940年，任冀东东部行政办事处主任，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42年，任中共路南工委书记兼路南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冀东四地委书记、十三地委书记兼十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积极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游击战争。1944年，在丰润县杨家铺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6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期间，曾到河北整顿省委，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滦县党组织的工作重点从城内转向农村，县级党组织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丁振军在发展滦县党组织方面立了首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丁振军忙得不可开交。他被中共京东特委任命为特派员，到稻地一带发展党组织和抗日游击小组。9月，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成立，他参加了分会，并作为滦县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多余屯召开的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是年冬末，为支援活动在迁安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赵玉清与丁振军按照特委的指示，从滦县抽调14名抗日骨干补充到支队。有人提出要保存滦县的武装实力，丁振军坚定地说：“支援一支队就是保存实力的根本，我们应当派最勇敢的人，最好的枪去参加”。

1938年6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丰润田家湾子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

丁振军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将自己的名字丁凯改为丁振军，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党创建军队，打击日寇，保卫国家。

田家湾子会议后，丁振军被任命为冀东抗日联军的第四总队政治主任，并以冀热边特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冀东西部蓟县、玉田、遵化一带传达特委会议精神，宣传并组织暴动。

丁振军离开滦县前，给他的老同学李健全留下一张字条，上书：

冀东抗日暴动在即，……数年的奔走呼号，为大义的驱使，现在开始兑现。为兄若有不幸，可代为照顾家眷。

1938年7月6日，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风暴首先从滦县港北卷起，10万义军如从天降，遍及冀东。

开滦赵各庄矿有一支土匪孙成章拉起的队伍，打着抗日旗号，发展到500多人，在榛子镇一带为非作歹。1938年7月下旬，丁振军带领抗联第四总队通信队进驻榛子镇，匪首孙成章公然下令收缴了通信队的武器，并将丁振军关押起来。丁振军严厉谴责孙成章不积极抗日反而吞并抗联队伍的倒行逆施，责问道：“眼下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寇!我一非日寇，二非汉奸，为何囚我?你杀了我没关系，可是怎么再打抗日的旗号?”孙成章见丁振军不好对付，又慑于八路军第四纵队的压力，不得不放了丁振军。根据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决定，要改编孙成章部，丁振军担负了引蛇出洞的任务。他号召榛子镇周围的联庄会联合行动，对孙成章部形成包围态势。战斗激烈之际，丁振军只带3名赤手空拳的战士从北门入城，将孙成章诱出城外，擒获。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决定将孙等4名匪首带到铁厂，核实他们的罪恶，将匪首处决，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害，同时改编了队伍。9月，丁振军随李运昌带队东征卢龙、抚宁，准备到都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后来接到西撤命令，在返途中又参加指挥了孙罗寨战斗。孙罗寨一战，消灭伪满军一个营。10月，冀东抗日联军奉命往平西撤退，中途受挫，丁振军又随李运昌返回丰滦迁边区，重新组织抗联队伍，坚持山区抗日游击战。

1939年夏，按原计划准备发动第二次暴动。丁振军在滦县中南部广泛联络老抗联队员，组成200多人的队伍，并被任命为第二十八团团长，准备率部开往平西。后来，上级又决定把丁振军留在丰滦迁坚持地方工作，丁振军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留下来从事艰苦卓绝的开辟新区的工作。

从1939年8月到1942年8月，这三年是冀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初创阶段。丁振军受命于中共冀东区党分委，负责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应该是什么样子?丁振军脑子里还没有清晰的目标，需要在艰苦的实践中探索。丁振军满怀信心，迎难而上，他深入到丰润县腰带山区的黄昏峪、马庄户、潘家峪、王官营、胡各庄、左家坞、皈依寨和滦县西部夏官营、陈官营、冯庄一带村庄，认真听取各阶层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政策、经济政策、对敌斗争政策的反映。1939年10月，冀东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在丰润马庄户建立，丁振军以此开始了艰苦的试点工作。此时，他担任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东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代表行署管辖冀东东部政权。

丰滦迁联合县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丁振军昼夜操劳，连续筹办两期政权建设训练班。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和秘书把学员集中在一起谈体会、谈经验、谈教训，对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得来的经验教训进行综合筛选，提炼出精华，昼夜编写成极有指导意义的教材。

他们总结出5个方面的问题，作为抗日政权建设的主干内容：

1建立基层政权的政策和策略，主要是对伪政权采取打击和争取相结合，以争取为主。

2反蚕食斗争，主要表现在对政权的争夺方面，而不是武力的强弱。要善于通过各种方式的工作，将敌人的一面政权转化为抗日的两面政权。这种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反复较量。

3必须建立稳固的和比较稳固的村政权。在抗日的一面政权，设村办事员，负村长之责。

4建立武装组织。村级要普遍建立抗日游击小组，负责保卫村政权。

5统一战线工作要层层抓，没有牢固的统一战线，抗日政权就不可能巩固。

华北日伪军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给冀东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损失。丰滦迁联合县的4位县长相继牺牲，主力部队转移到长城以北活动。留在地方的领导干部面临严峻的考验。丁振军没有被险恶的环境吓倒，他带领留下来的同志坚持斗争，一面指挥冀东东部地区的军民反“扫荡”，一面进行战地调查研究，同时，还亲自担负起丰滦迁联合县政府县长的工作。1942年4月下旬，丁振军根据调查所得，针对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反“扫荡”和反“蚕食”问题，给县委书记周文彬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合理负担”过“左”、个别办事员脱离群众、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这个报告印发到各县区，得到基层干部的一致好评，大家都称赞丁振军政策性强，实事求是。

丁振军经过近3年的政权建设的探索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1942年8月，地委作出开辟北宁路南地区的决定，派丁振军担任这一地区的党政军总负责人。

丁振军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大范围的调查研究。他带领十来名干部从滦县陈庄出发，昼伏夜出，连续一个多月，走遍了滦县、乐亭的大部分村庄，了解到许多与路北截然不同的情况。主要总结出三条：一是虽然据点多，但大据点不多，敌人的兵力分散，统治力量薄弱；二是伪职人员被我方争取的可能性很大；三是群众抗日的思想基础很好。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组织武装都是可行的。

为了适应大规模开辟路南的需要，丁振军又从路北基本区调来100多名区村干部，经短期培训，输送到第一线。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1942年9月，丁振军着手组建路南第一支团级抗日武装，以两支小游击队为基础，组成“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第一区队”，并兼任政委。

正在这时，日伪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了。滦河大桥惨案、张各庄惨案、潘家戴庄惨案相继发生，滦县北部一度成了无人区。

在严重恶化的环境中，丁振军抓住一条纲，这就是统一战线；他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保持党的独立性。

这是路南工作委员会的一次汇报会。

丁振军以工委书记兼区队政委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丁振军侃侃陈词：“总的原则是隐蔽开辟”，“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扎实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组织抗日武装，发展党组织，建立民主政权。就是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不能乱来。”

丁振军热情赞扬了第三、第四、第五区组织“齐心会”的作法，说：“齐心会”名符其实真正把群众的抗日决心集齐了，有了这个组织，共同目标就明确了——那就是打日本!群众心齐了，就可以组织武装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党支部。

同时，丁振军又严厉地批评了海防工作团主要负责人：

“逞能!流寇!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直接向伪大乡要粮要款，人家说你是老抢儿(即土匪)!人家要躲你!要骂你!急眼了还要抓你打你!你有几个脑袋?我们不能脱离群众基础，玩英雄主义、流寇主义那一套儿!”

港北是丁振军的故乡，属第二总区。这里是比较早的“抗日窝”，但“左”的倾向很突出。丁振军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一些较老的区一个时期以来，不去花力气扎扎实实地建立党组织，而是单纯听任儿童团、妇女会出操唱歌，让形式主义的东西大流行，刺激敌人的‘扫荡’。这是教训!”

这次会上，丁振军着重分析了路南实际，公开提出路北根据地和其它先进根据地的有些经验在路南暂不适用，如“合理负担”问题，路南不能搞。

丁振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密切联系路南实际，经过一年的隐蔽开辟，到1943年初，开辟工作已深入到乐亭沿海，统辖面积已达1170个村，绝大部分村庄能够负担抗战义务，奠定了创造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基础。

1943年2月初，冀东恢复基本区战役开始后，路南工委密切配合主力部队在路南地区开展了一连串的群众运动。

首先组织了全区的反挖沟运动。日伪军拟在滦县至张各庄、茨榆坨一线挖一条封锁沟，企图分割路南。丁振军多次召集一区队和各总区干部会，分析敌人意图，研究反挖沟对策。他还亲自指挥右马、高官营两次反挖沟战斗，摧毁了伪政府的挖沟机构，各区针对敌人采取的“分段分批、责任到保”的作法，实行了相应对策，即分区分段，责任到人，谁挖谁填，昼挖夜填，怠工旷工、制造混乱、禁运石料、殴打监工、破坏工具等，这些措施，使日伪当局防不胜防，施工进度严重受阻，直到青纱帐起，这条大沟也未完成。

接着，在青纱帐期间，又发起大破交通、砸伪大乡等全区性的群众运动。路南工委抓住青纱帐期间日伪军龟缩大据点的有利时机，调动各县区武装力量，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三五天时间捣毁56个伪大乡，极大震慑了日伪政权，牵制了路北日伪军。在砸大乡的同时，对主要交通干线和桥梁进行封锁和破坏，割断电话线，使敌人失去联系，各据点无法策应。用丁振军的话讲，就是让敌人在短时间内变成“聋子”、“瞎子”和“瘸子”。

隋铭福原是玉田县伪县长，因其对共产党实施“怀柔政策”受宠，1942年调滦县任伪县知事。他企图在滦县重演故技。丁振军与张振宇、张鹤鸣等路南工委领导共同研究决定，对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必须从政治上将其搞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揭露其汉奸面目。丁振军几次为《救国报》(路南版)写社论和评论，揭露隋铭福的阴谋和汉奸罪行。在区委领导下，各区村群众利用皮影、评剧、大鼓书、漫画、歌谣等形式，揭露批判隋铭福。一时，妇孺皆知隋铭福是个大汉奸、大坏蛋，他的任何招数在路南都不灵验了，为时不长便滚出滦县。这些群众运动的组织抓住了有利时机，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行动快，目标集中，有效地打击了日伪气焰，锻炼了干部，激发了群众抗日斗志。

1943年夏，路南工委改建为中共冀热边特委下属的第四地委，行政机构称第四专署，丁振军任第四地委书记兼专员。1944年7月，第四地委在丁振军的提议下开办路南暑期政治学校，进一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丁振军兼任该校校长。学员来自昌滦乐各县和唐山市，同时吸收暑假回乡的知识分子参加。教员大多是参加地委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如程力群、杨远等，丁振军也担任部分课程的教学工作。课程主要内容是《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时事政策。学习结束后，部分学员倡导成立“路南文化界救国会”(简称文救会)，丁振军给予热情支持，并参加了筹备组的筹备会。他对筹备组的同志说：“你们的工作，就是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搞好抗日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在丁振军的直接关怀下，文救会做了大量的文化宣传工作，除了集会游行、贴标语传单、教唱抗日歌曲外，先后办起《平民日报》、《文化阵地》等刊物，还写出一些文艺作品，组织起“七月剧社”，后来发展成路南文工团。文救会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路南的各项工作，丁振军也在文艺界结识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

1943年春，乐亭沿海闹春荒，百余村18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丁振军心急如焚，他亲自恳请地方乡绅出谋划策，献粮献款。党内有的同志对他这种作法不理解，认为是让地主老财在群众中买好。丁振军告诫大家：不要把赈灾看得太简单，它与抗日救国紧密相连，武装斗争、群众运动都讲统一战线，赈灾更要讲统一战线，这个工作搞好了，我们就能团结一大批人和我们一道抗日。丁振军海纳百川的气度，博得上层人士的交口称赞，他们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精心组织，评议合理，粮款发放得当，灾民把救灾粮称为共产党八路军送来的救命粮。1944年4月，滦卢八区为防涝组织村民挖泄水沟。因为没有发动上层人物参加，村落之间发生群众械斗，严重影响了挖沟进度。丁振军到这里检查工作，发现这个问题后找到区委负责同志了解情况，他批示说：“你们要化阻力为动力，阻力并不是基本群众，是那些上层人物。要把上层发动起来，让他们去组织，去调解，要承认、尊重他们的权威。”有人又认为这是让地主老财买好，丁振军严肃地说：“让他们为群众为抗日出力，他们就不跟敌人跑了，这有什么不好?”区村干部听后茅塞顿开，结果，排涝行动快，效果好。这一带过去只能种耐水的稗子和红高梁，经过排涝后，能种玉米和谷子了。老百姓乐呵呵地说：“托共产党八路军的福，他们来了，我们再也不吃‘手掌酥’了，人民政府征小米，我们多种谷子产小米，支援军队打日本。”路南上层人物中有些人怀疑路南地方武装没有实力，思想上行动上表现对抗日民主政府的动摇。丁振军决定，组织区队阅兵式，显示一下人民武装的威力和神采。丁振军、张鹤鸣亲自下请帖邀请当地上层人物观礼。经过区队阅兵，绅士们亲眼目睹了子弟兵的战斗力和组织纪律，聆听了丁振军讲述的抗日队伍建设的前景，他们深受鼓舞，对路南子弟兵由怀疑而生敬意。丁振军的宽广襟怀，体现了共产党人目标远大、胸怀坦荡的品格，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1944年10月上旬，中共冀热边特委在丰润皈依寨召开大型会议，丁振军带领第一区队四连参加了会议。

10月17日拂晓，大雾。驻地哨兵发觉敌人包围了村子，立即向丁振军报告，丁振军马上派人通知其他部队赶快合拢，准备突围。集合完毕时，村外山头枪声大作，保卫部队已被敌人咬住，丁振军和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秘书长李杉、第三专署专员高敬之、第四地委秘书长赵克非等人在山下的一片洼地里商量退敌之策。丁振军下令一区队第四连立即轻装，由两个排掩护特委机关突围。突围队伍刚冲到一块坡地，便遭到四面敌人的伏击。丁振军久病未痊愈，身体虚弱，他鼓励战士们：“冲出去就是胜利!”警卫员石顺和、勤务员于秀架着他继续往前冲时，丁振军左上额突然中弹，壮烈牺牲。

丁振军牺牲的噩耗传到第四地区，路南各界人民悲痛万分。第四地委和丰滦县委在坨里岳庄召开了丁振军烈士追悼大会，与会者达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