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某日，江苏常州一位市民在市内一家医院给孩子看病时，仅花了一毛钱，孩子的病就痊愈了。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病人家属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

一毛钱处方： 2010年6月某日，江苏常州一位市民张先生在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为孩子看拉肚子，根据经验带了500元钱，但一位叫徐莉的医生只开了5片一毛钱的药，就治好了孩子的病。

张先生介绍说，孙女小月2010年16个月大，胖乎乎的十分招人喜爱。就在5月31日的夜里，小月突然莫名其妙地拉肚子，到1日下午已经拉了六次。看着天真可爱的小宝贝没有了往日活泼，一个劲地撇着小嘴哭闹，尿布和裤子脏了好几次，全家人都为此焦躁不安。2日一大早，他就喂孙女吃药，并两次将孙女的大便送去一家医院检查。医生说查出来有细菌感染，医生开了头孢克肟等，并说吃药效果不明显，必须要挂盐水方能见效。

2日下午四时，张先生和老伴决定送孩子去医院挂水。“根据经验，我们带了500元。”张先生介绍，他们带着孙女来到常州第七医院儿科门诊。轮到小月时，接诊的徐医生详细问了病情，看了在别的医院的大便化验单，徐医生告诉他们说，这次孩子拉肚子是细菌感染，现在没有热度，就暂时用不着挂水，先吃吃药再说。“听到孩子暂时用不着挂水，我们觉得轻松一大半了。”张先生说，徐医生在病历上写了三种药，知道家里已有两种后，徐医生便在处方单上只开了“痢特灵”一种药。当他拿着药方去窗口付款时，收款小姐在里面说了一句“一毛钱”。“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而第二遍听到‘一毛钱’时，我还将信将疑。”张先生说，收款小姐又说了一句：“一毛钱！”张先生说，当时就显得不知所措，竟然只要一毛钱，他先是愣了一下，付了一毛钱，到领药窗口去领了一小包药，里面是5粒黄色小药片。回来后，徐医生嘱咐他们，痢特灵半粒一顿，一日三顿，5片药可吃三天了。

“要不是我亲身经历，我怎么也不相信看病只要花一毛钱。” 张先生和老伴很有些感慨。一毛钱的药方也恐怕是当今世界上花钱最少的处方，特别是当今看病难、看病贵的今天，实在是颇为鲜见。

这是一则被标题误读的新闻。事实上，并不是一毛钱治好了这个孩子的病。此前，孩子家长已经两次到其他医院便检，开出“一毛钱处方”的医生在看完便检结果之后，开了三种药。而当医生获知对方家里有其中两种时，就留下了“痢特灵”这一种。而五粒“痢特灵”，医院收取了一毛钱。于是，所谓一毛钱处方治好病的误读产生了。稍微有逻辑分析能力的人，都应该清楚，治好孩子病的不是一毛钱处方，而是便检，以及所开的三种药。

一毛钱处方贵不贵？恐怕不是字面的简单理解就能做出判断的。我不知道成本。如果这五粒“痢特灵”的成本很小，小到一分，甚至小到零点零零零几分，那么即便是一毛钱处方，价格也是不菲的。但为什么人们枉顾客观事实，不去做理性分析，而为“一毛钱处方”感慨不已呢？这是因为人们对高药价、看病贵现象已经深恶痛绝。再加上前不久一些地方出现的药价百分之一千，甚至几千的暴利，已经深深地刺痛了国人的神经。所以，一旦看到“一毛钱处方”这样的新闻，心中形成的反差自然可想而知。即便知道“一毛钱处方”是误读，也要把它当做一个美丽的误读，来对目前的高药价、看病贵现象口诛笔伐。

医生只开了一毛钱的处方，并不是说患者只吃了一毛钱的药，其实还吃了家里其他的药，病才完全康复的。一毛钱处方成了传奇，在这个大处方充斥，过度医疗经常出现的时代，一毛钱处方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公众把它当成了不胡乱开药、不过度医疗的象征。

可以说，在“看病难、看病贵”已然成为压在普通群众身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当下，无论公众怎么赞美和媒体怎么宣扬“一毛钱处方医生”的崇高情怀都不为过。这样的善待患者的医生越多，越是“生不起病”的普通民众之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毛钱处方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时下“看病贵”人人皆知，曾有人这样感慨：“在医院，千万别说你有钱！”如今到医院看病，即便是普通的发烧感冒，没有几百元钱也甭想走出医院。据媒体报道，某医院治癌辅助药芦笋片的利润竟达1300%。如此情境下，难怪人们会为“一毛钱处方”惊讶，难怪人们会为开“一毛钱处方”的医生感动。但人们在感动的同时，更关心的是“一毛钱处方”医生怎样多起来。

“一毛钱处方”的新闻之所以引发舆论热议，显然公众还没有愚蠢到盼所有的医生不论患者的病情，均给患者开“一毛钱处方”，而是在强烈批评一些医院和医生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之余，寄希望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大医疗改革力度，从而使医院和医生真正做到“小病小治，大病大治，无病不治”。如果能像陕西神木县一样推行“全民免费医疗”，从根本上解除百姓的“心头之患”，那就更是求之不得。这恐怕才是“一毛钱处方”的新闻引热议、开一毛钱处方医生受追捧背后的真问题、大问题。

能对“一毛钱处方”寄望太高，站在这位好医生所在医院的角度，正如该院宣传科的刘科长称，一毛钱处方只是个例。言外之意，不外乎是说媒体在宣传这位好医生的同时顺带着也为医院变相作了一下广告，但“一元钱处方”的做法于医院并不提倡。而从大的医疗环境出发，尽管医药已实行了分家，尽管上面要求对医生的考核不再只单纯地看取医生为医院创造了多少经济利益，而转向更注重工作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综合考评。但无奈一些医院习惯了坐享医药暴利，一些医生习惯了开高价药拿提成，以及基于时下的各项各业均存在着大量的腐败，恐怕要想在短时期内涌现出数以万计的“一毛钱处方”医生，不说难于上青天，至少是不太现实。

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需要昂贵的药品才能治好病的，也并不是每一个医生都喜欢开大处方的。一毛钱的处方确实少见，而一毛钱的药品治好病，则更少见！因此，一毛钱处方让人非常感动！假如每一位医生，都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那么，“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一毛钱处方”多起来，就不能让开“一毛钱处方”的医生独守清贫。比如开小处方的社区医生王争艳。王争艳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她的同学们现在都是各大医院的顶梁柱。2009年，王争艳第一次参加了同学聚会。她的同学们大都住在高档小区，开着名牌小车，而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30年聚会时，为了让她参加聚会，有同学出招，每人发一件制服，大家穿着同样的衣服去参加。人们也不知道徐莉的收入如何，但可以肯定，如果她长期开“一毛钱处方”，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徐莉、王争艳们抵得住利益的诱惑安于清贫，说明其医德是高尚的，但从制度层面讲，应保证这样的医生正常的收入，并获得尊严。

“一毛钱处方”多起来，就不能让开“一毛钱处方”的医生独自承受压力。徐莉是幸运的，她所工作的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提倡“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对医生的考核更注重的是工作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综合考评，医院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但是，很多医生没有这样幸运，他们承受着医疗潜规则的压力。曾有报道说，重庆一位医生坚持开小处方，结果未完成创收指标反遭医院倒扣钱。如此压力之下，很多医生或许不愿意承担压力而选择随波逐流。

“一毛钱处方”多起来是患者的期盼，“一毛钱处方”多起来，也不能只靠宣传和号召，根本在于制度建设。只有用好的制度保证小处方医生的生存状态好起来，小处方医生才会越来越多。

在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的现实下，徐莉、王争艳、重庆黄医生等人的事迹其实还证明，培养好医生是最好的医疗投入，如果整个医疗行业都像她们那样为病人着想，那么当前本已不足的医疗投入，就会花到刀刃上，而不是补贴进利益集团那深不见底的腰包里。所以，“一毛钱处方”更应成为治疗整个医疗行业医德的“大处方”，让道德生病的医务工作者们尽快康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