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是由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华谊兄弟国际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冯小刚执导，刘震云编剧，张国立、陈道明、徐帆等主演的剧情片，该片于2012年11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饥荒。老东家叫范殿元，大灾之年，战争逼近，他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三个月后，到了潼关，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他带着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下来，可是到了陕西，自己的亲人全死了。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老东家此时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

老东家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娘的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别哭了，小姑娘对老东家说她并不是哭她娘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要小姑娘叫自己一声爷。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于是，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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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取材于1942年发生于河南的大饥荒，讲述的是中国人民的苦难。1993年，冯小刚经王朔推荐看了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后，就萌发了将其拍成电影的愿望。此后刘震云一直不断的修改《一九四二》的剧本，甚至推翻重写。刘震云表示就创作来讲，剧本中的这些人物好像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自己对他们产生了感情。在创作的时候，刘震云把剧本落实到人物身上。他表示《一九四二》的主题是人，是千千万万最广大的人民，他们是一切事物的根本。

《一九四二》的拍摄横跨7地，历时135天。从选景开始，制片主任胡晓峰就感觉到这个戏的难点了：电影的外景地数量和跨度很大，外景地从山西、重庆一直到东北调兵山，其中在山西境内的拍摄时间最长；而冯小刚对另一外景地重庆的要求也极高，一切细节都要还原历史原貌，所有店铺、招牌都必须是原来有过的，不能是杜撰的。为此，剧组翻拍了10万张历史照片，街道两边店铺里的小摆设和1000多块牌匾全部根据历史图片设计。第三个主要外景地在东北，而选择在东北拍戏，寒冷就成了大问题。但是上千名演员在零下几度、十几度、甚至是零下二十几度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完成了拍摄工作。为了拍摄该片，剧组上下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张国立、张涵予、冯远征、徐帆、张默等演员在拍摄危险镜头的时候都坚持亲身上阵。拍摄爆炸戏时，每次都有滚烫的碎石打在徐帆、冯远征的脸上和颈口；张默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上演跳火车；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得主阿德里安·布罗迪更是在铁轨旁零距离亲踩爆点。不仅演员，该片的幕后主创为了影片的拍摄也都竭尽所能，摄影指导吕乐需要身吊绳索，才能在结冰的峭壁上选择最佳的拍摄机位。为此冯小刚导演把安全作为首要原则不断强调，确保剧组顺利完成了拍摄。在拍摄重庆轰炸的爆炸戏时，因为要把一条街给炸掉，而街道上布置了大约有24个炸点，布置的这些炸点有的在房屋底层，有的在房屋顶层，所以整个剧组对于安全防范等等都做了非常周密的计划，而且用了一些以前没有用过的方法，比如用了像5D2这样的小型拍摄设备，然后做了一个特殊的摄影机安全保护盒子，再把它放在炸点上面，这样拍出来的镜头就会有视觉冲击效果。为了能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在战争戏方面剧组还特意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电影的拍摄方法，为的是能够给观众呈现出全景式的战争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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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商业故事电影，《一九四二》的结构完整，情节饱满（《中国新闻周刊》评）。

电影的改编很好地将故事性与纪实性合二为一，主次分明、有条不紊。在表现形式上，导演冯小刚有效地利用了过往电影的成功元素，如自然灾害后的人性重建和白热化的战争场面，以及少许冯式幽默渗透其中（影评人大奇特评）。

在这部电影里，导演冯小刚端起了架子，仿佛说书先生一般，搞了个全景式的叙述，让观众恍若回到了茶馆时代：国民政府如何如何、老百姓如何如何、日本人又如何如何。一连串的故事讲下来，不少观众都觉得灾民好苦，但究竟是如何苦到骨子里、苦到五脏六腑中，观众还是不能感同身受，只能从断肢残臂里或者卖儿鬻女中寻觅自己的泪点，这种强加用外力推动情感走向的故事处理方法是很低级的，远不及冯小刚同类题材的作品《集结号》（凤凰网评）。

《一九四二》戏里戏外对逃荒饥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潜台词，都隐含着一种将精英与大众对立，让精英成为大众救星的文化立场；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既偏颇且危险。影片的另一重道德困境在于该片的主创者对于史料的选择性运用。有人参研史料，认为蒋介石远非影片塑造的那么清白无辜，而河南省长李培基与军事长官蒋鼎文在这一事件中的是非功过却与影片中的表现刚好相反，更有人举证所谓“河南民众靠日军放粮获救，进而协助日本人对抗中国军队”其实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谬论（《中国新闻周刊》评）。

电影《一九四二》，以当年那场河南大饥荒为背景，从一个小切口诠释了当时的中国，真实记录了那段苦难深重的灾难，还原历史真实，打捞人们群体记忆，真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巨片、警世奋进的史诗影片。70年前的中国，外寇入侵、国家危难，加之再遇上一场大旱，河南一个省300万人活活饿死，该片让观众对那段苦难深重的历史，有了直观回望的逼真感知，心结难平的痛楚积愤。“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用剧中演员徐帆的话来说，拍摄这部“苦到麻木”的影片才会激发人们今日更加奋起。当代中华盛世百业昌明，举国上下呈现奋力奔小康之势。在新的历史征程开启之际，冯小刚用这部贺岁电影再现那段民族苦难，不仅为了忘却的纪念，告诫人们刻骨铭心那段深痛，其价值还在于让世人牢记历史的教训，越是盛世繁华，越要保持清醒理智，时刻怀有强烈忧患警醒意识，不为当下而满足，立足奋进再争先，把中华民族建设得更昌盛。（《东方城乡报》评）

电影《一九四二》里，冯导没有走喜剧贺岁路线，一改调侃、喜剧、幽默的路子，把70年前发生在河南的那场大饥荒冰冷冷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影片的色调是阴沉的，在把政治、军阀、牧师、记者、财主、难民等人物，置身于1942年的中国舞台上。把特写定格在河南大旱，造成灾民大逃难，饿死三百万人的历史事件上，让各路人马，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在饥荒面前展现出赤裸裸的人性。影片的整体风格是冰冷、残酷的，可总想找出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在绝望的饥饿面前，仍有些许暖色，让人在沉闷中得到慰藉，在悲凉中看到希望。

尤为令人动容的是影片最后一幕，小女孩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母亲后，说，活着的人我都不认识了，这时候已决心不再逃难，逆着人群往回走的老东家说，叫一声爷爷吧，叫一声爷爷我们就算认识了。苍凉的画面上一位老者牵着小女孩远行的背影。那一瞬间，观众的心被温暖了，被祖孙俩生死相依的背影温暖了，至此，终于明白，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磨难，始终没有灭种亡族的伟大内在动力，让观众在灾难中看到了人性之光。（《海峡时报》评）

大胆花钱、谨慎改编

相较于投资方的大胆出资，导演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在剧本改编上却显得过于小心谨慎，电影叙事成为《一九四二》最大的软肋和硬伤，也许是出于担心如果把一些更深刻的情节编入电影中会没办法通过审核的缘由，也许是担心电影场面过于血腥和残酷，导致观众观影效果不佳，引起观众反感或恐惧不敢进入电影院观看。不管出于怎样的顾虑，恐怕这都与巨大的投资所带来的拍摄压力有关，一旦改编不利，影响票房收入，对出品方、投资方都是致命的打击，毕竟这部投资2.1亿的电影票房需要达到8亿才算赢利，可想而知制作方的压力有多大。（《电影评介》评）

温故中求新

看过《一九四二》的人，不自觉地就会将它与《唐山大地震》作比较，并且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九四二》不如《唐山大地震》深刻，影片的支撑点不牢固，整个电影弥漫着的都是荒寒彻骨的悲痛与无奈，看不到活着的希望，而观众们，或者是河南人，甚至具体到延津人，现在都活得好好的，那么拍这部电影的意义在哪里？在温故中求新，如果影片一直聚焦于这群逃荒人的悲欢离合，那么，观众的情感也不会被激荡到什么程度，冯小刚对剧本一大超越就是在播放逃荒故事的过程中，不时地将镜头放到重庆黄山官邸，那里不是笙歌艳舞，就是在探讨国际大事，这样一对比，似乎河南人民的逃荒就只是小事一桩。在难民想着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蒋委员长却在思索，是为国而战还是为民而战呢？—位军官也许道出了蒋委员长的心声：“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于是蒋委员长撒手不管，最后又亡羊补牢，可为时已晚，独夫民贼的帽子还是被扣上了。冯小刚的《一九四二》虽然拍的也是灾难片，但没有流俗，没有拯救等庞大字眼上帝也暂时拿魔鬼没有办法”，尽全力去还原，但不琐碎，也不评判。不同的人去看这部电影，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是继《唐山大地震》以后对国产灾难片的又一次突围与超越。（《名作欣赏》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