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记》是苏童所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香椿树街鼎鼎有名的纨绔子弟柳生强奸了一名少女，却让普通少年保润替其坐牢。最终，保润杀了柳生。《黄雀记》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

小说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分为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章的标题暗示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通过三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或者说这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

开头讲诉了祖父为了保持遗照的“新鲜”，祖父年年都要拍遗照。某天，少年保润替祖父取遗照，从相馆拿错了照片，他看到了一张愤怒的少女的脸。他不知道是谁，却记住了这样一张脸。有一天祖父的魂丢了，据说是最后一次拍照时化作青烟飞走了。丢魂而疯癫的祖父没事儿就去挖别家的树根，要找藏有祖先遗骨的手电筒。儿媳嫌弃，儿子不争，祖父只好交给医院关照。祖父不屈不挠，开始“破坏”医院的树木。周围的人都被祖父气疯了，照看祖父这件事自然落在了保润身上。为了驯服不安分的祖父，保润发明出了自己独特的绝招——娴熟的“捆人”技术以及五花八门的绳结。祖父变得服服帖帖，保润也成了医院里的大名人，不断地被请去驯服那些不安分不听话的病人。终于有一天，他在医院里，撞见了照片上那个不知名的少女。

少女无名，是从小被医院老花匠收养的弃婴，人称仙女。仙女年少傲气，唯独听命于柳生。与仙女约会，让保润动了心，他与柳生做一个交易。事后发觉被柳生欺骗的仙女看不上保润，两人在溜冰场上不欢而散。保润心有不甘，柳生遂撺掇两人的舞会，跳小拉，地点在医院的水塔。仙女不从，保润便使出自己的捆人绝技，把仙女捆在了水塔里，扬长而去。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警车。柳生出来了，保润却被留在了监狱里，蒙受十年冤屈，徒耗十年光阴。这十年里，仙女被视为“扫帚星”远走故里，保润一家则早已家破人亡。柳生深藏罪疚，洗心革面，代替保润照顾祖父，做起了本分的生意。万料不到，仙女回来了，回到了这间医院和香椿街，改名“白蓁”。柳生迷上了更漂亮的白蓁。但曾经的罪恶是抹不掉的，白蓁再次离开了。保润出狱，柳生迎接。两人成了至交，仿佛彼此不曾相欠。可是，白蓁带着肚里的孩子回来了，致使三人无法不去面对过往的巨大创痛。在水塔里跳一场小拉，对于保润来说，就与白蓁（仙女）“清账”了。他曾经以为，自己与柳生之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是，命运迫使他发现，该还的终是要还的。于是，在柳生的新婚之夜。他终于跟柳生“清帐”了白蓁走了，留下了一个红脸婴儿。

小说的创作灵感源于一个真实事件。在作者青少年时期，邻居家一位老实巴交的男孩儿卷入了一起青少年轮奸案，最终被判入狱。《黄雀记》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一直在想着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两部代表作。

这个真实的故事一直在他脑海中成为一个影子，作者认识那个男孩，他有一双干净的眼睛，作者不相信他真的实施了强奸，然而由于社会、时代、人性等各方面的原因，他完全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轨迹。”仿佛一个沉重的亏欠，这个影子促使他拿起笔。而此书最初的书名却是《小拉》。书名的变更是因为小拉的意思是当年南京流行的一种交谊舞，不过作者最终觉得“小拉”这个词很多人不理解。读者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还是决定用一个抽象点儿的名字。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看上去很漂亮的意象后面是一个阴影。《黄雀记》之名源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仙女

仙女美丽聪慧，“谁都承认仙女容貌姣好，尤其是喂兔子的时候，她歪着脑袋，嘴巴模仿着兔子食草的口型，一个少女回归了少女的模样，可爱而妩媚”。这样一个女孩却被父母送了人，成了精神病院井亭医院花匠的孙女。她是精神病院育苗基地里唯一的一棵幼苗。花匠墙上的标语是：“育苗重地，闲人免入。”然而仙女总是遭到伤害。仙女在童年时就对精神病院充满了厌恶，她只想离开这里。当她遭到一个戴眼镜的病人猥亵时，她心里怕了，嘴上不肯认错，哭着质问奶奶，为什么要和鬼住在一起？为什么不能上幼儿园？她本质上也是孤独的，唯一的玩伴就是笼中的兔子，兔子关在笼中，也是被缚。

仙女长大后离开了井亭医院，但是命运却捉弄了她，当她变成白小姐后，竟然又回到了这里，于是，少女时代的一切又在眼前，一次次拷问每个人的灵魂。如何面对过去成了每一个人最艰难的事情，尤其是曾经的罪与罚，指向他人容易，指向自己则难。仙女任性、对人有天然的敌意，她终被异性不负责任地抛弃。柳生死后，仙女被追打，情急之下跳进了河里。她“接受河水的训诫，洗一洗。洗一洗吧。她安抚了自己，又用手蘸水，摁一下腹部，以河水安抚胎儿，孩子，好好洗一洗，我们洗一洗再死吧”。洗过之后，仙女看见一绺绛紫色的烟霭，跟着她上桥下桥。烟霭那么轻，她的身体却如此沉重。被河水清洗之后，仙女找回了自己的魂，于是，她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有了羞耻之心，她生下孩子后又一次抗争命运，离开井亭医院，不知所踪。

柳生

柳生少年时是香椿树街为数不多招人喜欢的孩子，他的家境、外貌、性格都还好，但是他强奸了被保润捆住的仙女，保润替他坐了十年牢，他自己也一直想赎罪，先是照顾保润的祖父，“他欠保润的，都还到了祖父的头上。与祖父相处，其实是与保润的阴影相处，这样的偿还方式令人疲惫，但多少让人感到一丝心安，时间久了，他习惯了与保润的阴影共同生活，那阴影或浓或淡，俨然成了他生活不可缺少的色彩”。后来又照顾怀孕的仙女。“他的生活被侥幸所定义了，多少年来父母的絮叨像一只闹钟，随时随地提醒他：‘你的快乐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你的自由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你的全部幸福生活都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夹着尾巴做人吧。’”强烈的负罪感与赎罪念头让他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快乐。十年后再见仙女，他的精神开始遭受巨大的折磨，他面对自己过去时是艰难的，精神上的痛苦让他突然间得了胃病。柳生成年后经常出入井亭医院，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健康的，但面对过去时，他也成了精神病人。十年前曾经做过黄雀的柳生“除了羞耻，除了痛苦，他还感到了一丝自怜”。最后在新婚之夜被保润杀死了。

保润

保润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孤独，性格孤僻，不擅表达。保润喜欢仙女却不会表达，遭到仙女的打击后只会用暴力回击，他回击的方式是用绳索把仙女捆绑起来。他蒙冤入狱，十年青春在牢里度过。他的爱与恨都无法表达也无处表达，只能给自己身上刻下四个字：君子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后的保润曾经想过和解，但因为误会仙女和柳生又一次欺骗和背叛了他，极度愤怒之下在柳生的新婚夜杀死了柳生。对于保润来说，承担祖父的行为是他的命运，承担柳生的罪行是他的命运，而他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杀人。

罪与罚

《黄雀记》以不再着迷于历史的叙事，而将目光投注到了并不遥远的80年代和80年代的“成长故事”，讲述了发生在80年代的一件青少年强奸案以及当事人的成长与碰撞。《黄雀记》让人们看到了与西方成长小说相通的精神气质。主人公成长阶段的迷茫、激情、浮躁，同时，又难以脱尽的单纯、怯懦与善良，都在《黄雀记》中不断呈现。

小说中的保润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少年，正经历着青春期所带来的蜕变。而经历了十年牢狱生活之后，保润的打扮让他粗野的底层身份昭然若揭。面貌的变化或许只是浅层的，没有改变的是他善良本性。儿时的冲动造成了他命运不可逆转的偏航，经历了少年时期的迷茫、激情、浮躁，他没有像仙女那样恨这个世界。他找到柳生并不是为了报仇，只是想让柳生带他去井亭医院看望祖父。他对于亲情，抑或说是人间的感情仍抱有期望，所以当祖父记不起他来时，他愤怒了，他木然了，他也想要失忆了。他说，“我还稀罕感情吗？早不稀罕了。”表面的暴力不能掩饰他内心的温柔，当仙女因为妊娠反应在他怀里突然吐了起来的时候，“保润任凭她的呕吐物滴落在身上，茫然，你眼里那么恶心吗？”无力的反问抵消了他所有伪装的仇恨，他的真实感情在此表露无遗。保润放弃了自己的“复仇”计划，还给她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养胎生产。“我们清账了，不算朋友，也算熟人。”十年的牢狱之灾仅仅通过一场贴面舞就化解了，仅仅因为知道仙女怀了孩子就烟消云散。与保润相比，柳生的一生看起来顺遂，实则危机暗涌。他在水塔里强奸了仙女，他家能凭借着金钱打通的关系摆平公安和仙女家，让保润顶罪坐牢。可是法律上的自由并不代表生活上的自由，更不用提精神上的自由了。“他侥幸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他的生活被侥幸所定义了，你的幸福全是捡来的，不要骨头轻，你必须夹着尾巴做人。”从此他变得谦卑而世故，他接替了保润的职责去井亭医院照顾祖父，开始新的生活，一度也过得风生水起。

可是他的命运不会仅仅停滞在这里，宿命般地与仙女重遇，又重新把他拉回到了本以为摆脱了的过去。如果说保润、柳生的成长经历，基本上还不脱命运的轨迹，那么仙女（十年之后蜕变成了白小姐）的成长可谓波澜迭起。仙女是被领养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失以及承担了父母角色的爷爷奶奶的溺爱导致了她的野蛮骄横。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她不得不泼辣不讲理，又使她极端的自私。她的人生虽然看起来金碧辉煌，霓虹炫彩，其实那闪烁着的光芒却是指向虚无。三位主人公中，仙女的改变无疑是最大的，她从一个天真、野蛮、贪玩还带着一些坏脑筋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美丽性感却没有羞耻心的人。一次意外怀孕，使她回到了这座曾发誓不会再回来的城市，在这里她再一次输得一败涂地，被所有人抛弃，只剩下柳生和保润对她不离不弃。在他们细心的关爱和无形的感化下，白小姐重新又变成了那个曾经的她———仙女。命运在这里再次轮回。可是，三个人的命运却不会如愿朝着幸福的终点奔跑。他们的成长历程不尽相同，或曲折，或顺畅，或荒唐，都在青春的迷茫中，体验着心灵的成长。三个人交织在一起、混杂不清的悲剧人生都早已注定，任凭谁都无法逃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时代的巨变、人性的不测、日常生活的惯性，融入了苏童对1980年代的思考，三位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不再是偶然的命运故事，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让人们看到了六七十年代香椿树街上的少年长成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必然命运。

回到“香椿树街”及成长主题

《黄雀记》里人物的命运感更强烈，小说以仙女、保润、柳生三个人跨越十余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那一场如同“罗生门”般的强奸案让三个人的青春有了一种罪恶的意味，这是一场暗含着危险关系的青春事件，而此前的小说中爱情或者说这样一种朦胧情意只不过是其间隐约存在的一种意念，飘忽闪烁而又隐隐跟随，如《城北地带》里达生对美琪的情愫，情窦初开般美好而又并不那么强烈，这恰似年少的身体和思想里未曾成熟的认知。青春成长一直是“香椿树街”的主题，在以往的叙述中它只是一种存在的时代和人生状态，并不会发生在一种戏剧化的情节中，而在《黄雀记》里人物在时代不断变换的背景中加剧他个性的长成，同时也推演着似乎注定要发生的一切。当人们看到三个主人公在各自的季节上演着自己的青春事件时，似乎也可以说正是那些青春的因子，孤独、暴力、自尊等等在导演着一切的发生与结局。

《黄雀记》里不仅三个主人公保润、柳生和仙女之间的敌意同样存在，而且承继了苏童以往小说的人物性格，保润有着青春期特有的敏感、自尊与自卑，他对柳生的敌意正源于此，在他眼里柳生帅气、开朗、招人喜欢又有钱，当然他也有小市民的油腔与世故；仙女大胆、虚荣，他对保润的敌意则源于少女的清高孤傲。他们相互之间的敌视，说到底或许只是因为一种喜欢或者讨厌的情绪，仿佛就带着置人于死地或难堪境地的心态，而最终也导致万劫不复的悲剧。苏童这种沿续已久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我想还是难以避免带着作者本人最初看待这个世界时留下的印痕，尽管不是全部。成长于“文革”年代的苏童，对于武斗、揭发之类的动乱景象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伤害是布满日常生活的。尽管他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一再地强调当时语言与行为的暴力在年幼的记忆里是新鲜和刺激的，根本辨别不出真假善恶，而当这一切又以回忆、想象及虚构的方式重现时，文学恰似一面反光镜映照出孩童世界里的原初模样。

小人物的性格命运

人们时不时能够感觉到被历史过往“捆绑”并受其束缚的压抑感，像小说中保润的一家生活在祖父的影像中，柳生又生活在保润的阴影中，而祖父在绳索的捆缚下也只能乖乖行事一样，而这些人或者更多的人跟变化中的香椿树街又存在着种种或隐或显的冲撞。小说中出现的时间标识大概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直至新世纪，市场的开放、经济的活跃，顺带着思想的前卫，文化的自由，这样一次改革可以说一点点改写了国人固有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真正现代的意味兴许从这里开始。人们从三个主要人物，特别是柳生和仙女生活的场景，还有祖父出现在井亭医院以外的场所，可以窥看到一幅幅香椿树街的变迁图景，现代社会的光景大致也就浓缩在此。在祖父住进医院后，他的房间被装修成了香椿树街第一家时装店，“时装店的面积不大，却尽量大可能浓缩了时代的奢华，堪称时尚的典范。

墙纸是金色的，地砖是银色的，屏风是彩色玻璃的，柜子是不锈钢的，吊灯是人造水晶的，它们罗列在一起，发出炫目的竞争性的光芒。”后来，时装店又扩充成了一个药店，广告牌上的画面无疑是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个白种男人在微笑，衬衣口露出黑色的胸毛，一个金发女郎在微笑，比基尼泳装下的肉体散发着湿润而性感的光亮，他们相拥坐在海边的沙滩上，什么也没做，但看上去刚刚做过了什么。”这是更换了幕布的香椿树街，在保润看来那里仍然散发着旧时的氤氲，残留着祖父的气息，颓败而神秘；在柳生的意识里那里仍晃动着保润和自己的青春阴影，混杂着罪恶、歉疚，记忆、情感并没有随着这个时代的光亮而明朗起来，一切仍然充满着晦暗不明的交集情感。这不禁让人想起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当青春原本的反叛迷惘和忧郁感伤与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相遇时，个体的无地彷徨与世界之恶是如此的尖锐。如果说此前的香椿树街迷漫着堕落的气息，那么混杂在现代光影中的旧时街巷则充斥着媚俗与不安，像一个在新时代面前束手束脚的人，如保润在仙女面前的手足无措，也如同柳生面对归来的白小姐时所怀揣的内疚、思念等等复杂的情绪。此时的香椿树街其实就像失魂的人一样飘摇在现代的无名浪潮中，不知何去何从，去哪里找寻可以依凭的温暖，它无法避免再次成为罪恶的渊薮。

《黄雀记》是一场“强奸案”及情爱纠葛的纷争始末，不如说是三个主人公如何在各自独立又相互牵绊的命运中挣扎与毁灭。保润在三个人的感情纠葛中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性格中的木讷与自尊让他无法表达爱，因而也失去了获得爱与关心的机会，当他出狱归来时更像一个失魂落魄的人，而不是一个英勇的复仇者。与其说他懊恼的是不再回来的青春岁月，不如说是没有跳过的小拉舞曲，那仿佛是青春与爱的象征，一应时代及社会发展的务实者，外部生活的光彩其实是与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成正比的，他回避了主要的罪责却努力地赎罪，表达谦卑最后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指示；再说仙女，从“仙女”到“白小姐”，名字的更改其实也就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蜕变，轻而易举地就将“强奸”的罪名推给保润，逍遥于声色犬马中的岁月没有太多的惊惧与恐慌，最后当然也谈不上悔误；她试图安稳地没心没肺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小心翼翼地与这个现代社会的各样潜流周旋，尽管从她打小的世界里并没有纯粹的爱与温暖，但当她的青春、生命再次遭逢劫难时，她还是无法去真正应对，她得到的只能是一个惨败，这个世界的丑陋似乎与她自己也参与其中有关。

其实这三个主人公都不是生活中的强者，尽管他们有着争强好胜的一面，有着在社会上顺风顺水的生存能力，但是他们依然不能把持自己的命运之魂或者生命之魂。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苏童笔下的人物几乎都葆有着一种世俗性，即把他们放置在日常的烟火人生中，需要面对的不是极致环境下的考验及抉择，而恰恰是那些琐屑如平常的生活事件、利益纷争、人性咬啮、青春情欲，保润、柳生、仙女莫不如此。他们仿佛是贴近大地尘埃生活着，又仿佛时时有着飞升出去的冲动；他们像是现代社会中游离的人，被抹平了个性，却又长养了欲望；他们是时代及个体命运中不能自主的人，没有更分明的爱憎与主张，可以随波逐流亦可推波助澜；像是现实中的人物，而他们的命运又像是这个时代凝结的符号，指示着芸芸众生殊途同归的精神存在之境。

小说不同的叙事视角

小说不同的叙事视角，让人们看到命运之手对人物命运的绝对掌控，命运的轮回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修饰结构的目的。保润、柳生和仙女的一生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个魔鬼仍然在他们三人之间牵线搭桥，多么精巧的手艺，多么邪恶的手艺……无法脱身。”他们的命运就好像是在坐旋转木马，不停地回到原地，回到最初的地方，比如井亭医院的“水塔”。这是当年仙女被保润用铁链绑着，被柳生强奸的地方。这里又是菩萨的香火堂，给人烧香赎罪的地方。当白小姐讨债失败、无家可归的时候，她回到了这里；当保润出狱后不想回家面对空落的房子、冷落的人情时，他回到了这里。这里是保润想要与白小姐跳小拉清债的地方，也是他被救赎的地方。水塔在三个人的命运中不仅代表了他们最想忘却的记忆，也代表着希望与未来，赎罪与原谅，代表着他们共同拥有的秘密。小说的最后，当仙女产下红脸婴儿无处容身时，她再次回到了这里返璞归真成为原来的那个干净纯洁的她。小说不同的叙事视角，构成了小说结构的时空错位，彼此映射，互为镜像。小说中三个人二十的生活都有一段未知的人生被作者掩藏，而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告诉读者。

保润在监狱中的日子是人们所未知的，人们并不明白他在里面经历了什么，但是人们知道监狱生活改变了他，独独留下了那个善良的保润。而仙女始终生活在这座城市所编织的渔网之中，离开时没有真正离开，回来时也没能真正回到这个城市。她与这座城市分别的那些年里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她回来以后的人生轨迹。对柳生来说，人们不了解的是他与仙女和保润交往之外的人生。其实仙女从来没有真正踏入过柳生的生命，她只是占据了一小部分，却以为那一部分就是全部。最终她才明白，除了她之外，柳生的生命中还有其他人，比如他新婚刚怀孕的妻子，此时的仙女看似无法接受柳生结婚的事实，其实是无法接受柳生的生活不是以她为圆心在运转。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结构一直备受推崇，小说四个部分由不同的叙事者来讲述，康普生三兄弟班吉、昆丁与杰生各自讲一遍自己的故事，再以黑人女佣迪尔西为主线讲剩下的故事，四个部分、四种叙事，互为补充，深刻表现了小说“时间性”的主题，也显示了福克纳对康普生家族以及美国南方社会堕落的哀悼。而《黄雀记》的叙事结构与叙事视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保润、柳生和仙女三个人的复合式叙事结构模式，生动传达了苏童对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变的忧伤与不安。

三个独立中篇形式构成的完整长篇

根据拉特曼的观点，把文本分割成几个价值相同的部分，可以防止陷于结构的冗长。作者用三个相对独立的中篇形式，构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这种三段式的结构，既让作者创作中短篇小说的天赋得以发挥，让人物得到最全面的展示，也使得文本避免了陷人冗长的泥潭的风险。同时，这三个代表了三个主人公人生轨迹的中篇形式，与春夏秋三个季节相结合，以四季的更迭与三个人的命运变化相揉合，巧妙地融合成了一段完整的人生历程，暗合了文本主角成长变迁的主题。《黄雀记》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三个篇章从标题可以看出是由三个不同的主人公的视角人手的相对独立的中篇形式。按照叙事学的观点，故事情节由功能和序列组成，这三个中篇可以看作是三个序列，不同于昆德拉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采用的用空间连接组合、由四个主人公视角讲述四个序列的方式，《黄雀记》中的这三个由三个主人公视角讲述的序列，实际上是统一于一个完整的时间轴，通过因果连接组合的。“保润的春天”讲述的是青春期的少年保润暗恋仙女不得遂恶作剧地绑了她，仙女因此被柳生强奸，而保润却被诬人狱的故事。“柳生的秋天”讲述的是柳生在保润做了其替罪羊后小心翼翼地过人生，企图减轻罪恶感并重遇在外漂泊多年回乡的仙女（白小姐）和出狱的保润的故事。“白小姐的夏天”讲述的是在外放浪形骸的仙女（白小姐）怀孕回到香椿树街，三人多年后重新纠缠在一起，保润杀死柳生，白小姐生下婴儿远走他乡的故事。

三个篇章分开来看，各自都具备了人物、环境、情节小说必备的三个要素，都能各自成篇。但作者的巧妙用就在于，这种看似独立的部分，实际是统一于三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时间轴并处在一个完整的因果联系之中的，甚至可以概括成是罪与罚的简单联系之中，在这个时间轴上，作者完成了对三个人十几年的人生际遇的展现。在三段式结构的安排下，在春夏秋赋予寓意的标题暗示下，读者感受到了寓言化的诗意效果。苏童把完整的文本分割成三个看似独立实则环环相扣的部分，从无所不知的“零度聚焦”转向“内聚焦”，分别通过每一个主角的眼睛去环视周围，让一个完整的故事如接力一般从三个主人公的口里缓缓叙述出来，让读者获得新奇感受。同时，这种安排让每一个主人公的人物形象都在各自的篇章中作为主角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现，同时又作为别人故事中的配角得到了侧面的展示，这样一来，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性格也逐步得到完善。在丰富人物形象的同时，故事的情节也丰厚起来，让这个本身略显单薄的故事具有了更多可读性。

意象

意象是小说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因素，自古以来，这种情与景相结合的意象就备受文人青睐，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意象作为作者意志的承载体在叙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作者通过选取恰当的意象，渲染情境、寄托情思、传达不可言说的深刻内涵、甚至充当小说的核心要素，这些意象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也让读者感受到作品朦胧而深厚的审美意蕴。苏童作为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家，其小说创作中的意象选取也十分有特色，这些独特的意象构成了他个人的文学世界，而在《黄雀记》中，众多的意象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作为线索，在推动情节发展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更增加了作品的深厚意蕴和多重美感。下面就其中的几个典型意象进行分析。

“照片”在《黄雀记》中，照片是一个作为全文“引子”的存在。文章开篇就是以保润的祖父拍照的情节拉开序幕的，多次死里逃生的祖父认为自己已经多赚了二十五年，多年格守着“一个人无法张罗自己的葬礼，身后之事，必须从生前做起”的信条，每年都要为自己拍一张遗照，而孙子保润便承担起帮祖父取照片的工作，正是由于某次照相馆的失误错拿了照片，才使保润看到了女主人公—仙女的照片，由此他便“秘密地收获了一名无名少女的照片”，暗恋的苗在心里疯长。但恰恰是由于这一次拿错照片的失误，让祖父从此“丢了魂”。在这里，明显能看出“照片”有着引出情节的作用，不仅引出了保润对仙女的爱慕，更引出祖父从此“丢们再来看另外两处突出的例子：保润的父母在祖父被送进医院后变卖了祖父的“遗物”，作者再次描写了墙上挂的祖父的照片，“祖父正躲在尘埃里微笑”，它在呼唤保润“把我的魂捞上来”，在当时金钱为重亲情淡漠的社会环境下，在一片荒芜中只剩下照片承载着祖父尚余的魂魄，拷问着子孙的良心。最后一处关于照片的重要描写，是在小说第二部分尾声，出狱的保润和柳生再次回到老屋，看到墙上被侵蚀的全家福，“我的脸没了，我妈妈的身子没了，我爸爸全没了，就他好好的，他都在!”保润的这番话是他们一家人结局的注解：保润坐牢失了脸面，爸爸得病死去，妈妈远走他乡，只有丢魂的祖父依然长生不老，何其讽刺!可以说，照片不仅是文章的引子，本身的寓意也十分丰厚，为小说平添了许多朦胧色彩。

“魂魄”自古以来被中国社会认作是一个人生命存在的重要依据，《黄雀记》中多次描写的“丢魂”情节，这可视为作者对转型期社会现实中人们的心理病的一种写照。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失了魂魄：最先“丢魂”的是祖父，因为拍照时镁光灯一闪，“脑袋里的气泡破了”，魂魄变成一股青烟飞走了，从此以后，祖父开始挖魂行动，挖遍了香椿树街道，也因此被人当成了疯子，送到了井亭医院；随后，保润也丢了魂，仙女的一张照片使他魂牵梦绕，在与仙女有关的梦里一觉醒来，魂“是被她弄走了”；而另两个主角柳生和仙女的魂，可以说都是在水塔之中丢失的，柳生设计强奸了仙女并嫁祸伙伴保润，自此心灵背上了枷锁而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地在经济改革大潮中沉浮；而仙女的魂魄，也永远丢在了遭到强暴的那晚，她的魂，一缕缕被挂起来在水塔中飘荡，因此她不惜收受好处嫁祸保润，自此远走开始了放弃自己的生活。在青春期丢了魂的三个人其人生轨迹也因此大变，被迫在不断的碰撞中煎熬。此外，每年春天都发相思病的柳娟，被搞大肚子的小美，懦弱浑噩的保润父亲，被害患妄想症的富翁郑老板，变卖白马的驯马师，乃至整个香椿树街的居民，也统统丢了魂。苏童所描绘的这一批丢失灵魂的众生相，何尝不是经济开放社会初期民众普遍惶惑心理的象征。

“水塔”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除了在情节发展中提供重要的场景，本身隐含的意义也值得推敲，“水塔”正是《黄雀记》中的这样一个存在。水塔是看押精神病患的井亭医院中的一处所在，人迹罕至，空间封闭，为故事情节的发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景。作者让这一意象贯彻全书，在多次叙述中完善了水塔这一意象背后的多重引申义。首先，水塔是罪恶之地，骇人听闻的强奸案就在此发生，三个年轻人的命运在此改写。文中写道：“红色的水塔上空覆盖着几朵稀薄的云彩，看不见罪恶的痕迹，听不见她的声音，只有风声。”水塔这个逼仄的黑暗所在，埋葬了三个人的青春，也埋葬着他们的魂。其次，水塔也是受人朝拜的佛庙。第二部分中，充满腐朽罪恶气息的水塔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香火庙，目的是帮住在医院的富翁驱邪，普度众生的菩萨居然搬进了这座曾经是罪恶深渊的水塔，极具讽刺意味。最后，水塔是三个年轻人的安身处。躲避追杀的柳生躲进过水塔，出狱的保润幽居过水塔，甚至走投无路的仙女最后容身之所也是水塔，被生活抛出正常轨道的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曾经见证过他们断裂的人生的水塔作为避难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小说的尾声，祖父抱着仙女留下的婴儿坐在水塔之下，见证了一切永远亚立的水塔和历经变迁长寿无疆的自己，水塔的讽刺寓意达到顶峰，当所有的人事都消逝了，只剩下他们注视着世间。

“绳索”成为该小说中出现最为频繁，也是最核心的意象。在《黄雀记》中，绳索独具特性。它可以是冰冷的、危险的；也可以是包裹着诱惑的，颇具灵性的；甚至有有形和无形的区分。首先，“绳子”是冰冷的，危险的，咄咄逼人的。绳子是作为保润目光的喻体诞生的。由于长期监视挖树寻魂的祖父，“他的目光很像两只探照灯，视野开阔，光源很亮，是一束冷光。他打量任何人，都是咄咄逼人的，其眼神富含威吓的意味，老实一点，给我老实一点！”“保润的目光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而且混淆一切。”王德基的女儿独创性得把保润的目光形容为一卷绳子。目光如绳，是锐利。目光所及之处犹如绳索加身，无处隐藏。若说“绳子”和“目光”的可怕都不是容易想象出来的。那么蛇的可怕确是实实在在的。“他追上来了，尼龙绳子被草草地塞进沙滩裤口袋，露出了一截绿色的绳头，像一条摇摆的蛇。”蛇是令人胆寒的冷血动物，它让人类心生恐惧。绳子如蛇，可见绳子对于人而言如蛇一样可怕。其次，“绳子”在苏童笔下，是美的，是一件艺术品，它有各种颜色：白的，绿的，绿白相间的……；它也有各种质地：尼龙的，草的，钢丝的，金属的……；它还有各种各样美的呈现方式：民主结、法治结、菠萝结、桃花结等。它代表的是保润出神入化的捆人技术和智慧创造出的人性化的技术结晶。“绳子”之于保润，是可操作的。捆绑术是保润最为出色的魔术。

同时，“绳子”在《黄雀记》中分为有形之绳和无形之绳。有形之绳经过保润之手，瞬间变成一件灵巧的活物，井亭医院再不规矩的精神病人都会在它的捆绑之下安静下来。无形之绳则是一道难以摆脱的心理魅影，它所捆绑的是灵魂和心灵的自由。无形之绳捆绑他人，也捆绑自己。最后，“绳子”也能体味青春躁动，是诱惑之绳，邪恶之绳。通过绳索的指引，保润在仙女身上找到了欲望的出口。自己拥有的那堆绿白相间的绳子在他眼里变得诱惑：“那堆绿白相间的绳子正在柳生的胳膊上晃荡，一圈白色的诱惑，套着一圈绿色的邪恶，一圈绿色的邪恶，圈着一圈白色的虚无。”欲望是颇具诱惑性的，也渗透着丝丝邪恶的意念，裹挟着虚无。保润对仙女的爱慕是真诚的、善意的，但也包含着青春的躁动和初识爱情的无措。他的情爱饱受压抑的折磨。

首尾设计

开头与结尾是小说作为小说中至关重要的两个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精彩的开篇能牢牢抓住读者眼球，而一个圆满的收尾则可以让读者觉得余音绕梁。《黄雀记》的开头和结尾的设置可谓别具一格，小说的开端摒弃了传统小说介绍背景的做法，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一无所知，甚至主人公也未露面，作者仅仅轻描淡写一句“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祖父都要去拍照”来揭开故事的序幕，而结尾处，则把目光聚焦在白小姐生下的安睡在祖父怀中的红脸婴儿身上：“怒婴依偎在祖父怀里，很安静，与传说的并不一样。”两处的描写都与故事的主人公无关，却是首尾呼应，以垂老的祖父拍遗照起始，以垂老的祖父怀抱新生婴孩做终，似乎具有了某种寓言性质，由死到生，逆向的人生历程，引人深思。结尾的处理，三个主角的缺席，留给读者巨大的空白，让读者由此想象未来处于生命末端的祖父和人生刚开启的婴儿日后在香椿树街的生活会是怎样，作者这样的安排是否也是在为祖父见证下的香椿树街的三个少年的人生画上句点。这样多重的解释空间让小说的寓言色彩更为浓厚，意味更加悠长。《黄雀记》作为一部立足于现实却又不完全写实的作品，本身具有的寓言色彩和深厚内涵是值得称道的，苏童把转型期的整个中国社会都移植到了他的香椿树街上，打上了突出的个人风格烙印，这与其采用的精彩的叙事策略是分不开的，通过独具匠心的叙事结构、意蕴深厚的意象选取以及余韵悠长的空白点设置，作者把现实的生活画面再加工，为读者呈现出更为丰厚的美感。这幅用诗意的笔触撰写的20世纪80年代世态众生相的杜会报告，值得令人驻足。

《黄雀记》里的每一个转折、每一个细节，苏童都处理得非常好。如果说一部小说是一个很简单的抽象主题的话，那这个小说可能会比较简单化。但恰恰苏童在这部小说里用他非常擅长的叙事把人物的心理表达出来，非常丰满。读者觉得他这种叙事的成熟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精确、甚至是精深的程度。

——《收获》的总编辑程永新

苏童的《黄雀记》在主题和技法上仍然秉成他以往的风格，也再一次回到他的文学地图香椿树街，重新叙述关于成长的故事，展现在变幻的时代背景中小人物的性格命运。正因为作者试图为这个时代作出自己的注解，从而也看到作者这一先锋作家在剥离历史语境的叙事下的创作新变，他的这一变化也可用来反观其他的先锋作家。

——中山大学中文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苏沙丽

苏童，中国当代作家，原名童中贵，1963年生于苏州（原籍江苏扬中县）。1980年苏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到南京工作，一度担任《钟山》编辑，后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苏童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从那时起，苏童被批评界看成“先锋派”（或“后新潮”）的主将。1989年以后苏童的风格有所变化，从形式退回到故事，尝试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故事，《妻妾成群》则是典型代表作。《妻妾成群》被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2009年11月，他以《河岸》赢得曼氏亚洲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米》，《1943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