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董琐记》初版问世于1926年11月，由北京富文斋佩文斋发行，有光纸铅字排印，单边白口，半页13行、行30字，饶富古意。书史为袁厉准题、叶恭绰、杨庶堪、叶瀚拜写的序。邓之诚也写了三首诗放在书前：“过眼烟云历劫多，洞天清秘几摩挲，堂堂白日甘颓废，奈此饥虫跋扈何。”“长编底簿述渊源，体例难从众口尊，钞撮陈言文数万，杂家原异一家言。”“马郑精严自不同，说经家法异雕虫，平生颇好人讥弹，一笑难逃世网中。”又云：琐记将刊成矣，书此以志吾过。文如居士戏题。

1926年至1933年铅印本，共六册。内容涉及金石、书画、陶瓷、雕漆、织绣、纸墨笔砚等，并泛及国故、轶闻，共计有一千余条目，资料较为丰富。

琐记分八卷，每卷有小题百余，小巧富生趣，如“银价米价”、“藏书印”、“葫芦器”、“羊脑笺”、“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书家”等等。有人有物有事有史，增广见识，悦目消闲，真乃天下第一等“闲书”也！邓小诚为编撰此书，查阅辑录之书不下二百种。

天下第一：

监书 内酒端砚洛阳花 建州茶 蜀锦定瓷 浙漆 吴纸 晋铜 西马 东绢 契丹鞍 夏国剑 高丽秘色 兴化军子鱼 福州荔眼 温州柑 临江黄雀 江阴县河豚 金山县咸豉 简寂观苦笋 东华门 陕右兵 福建秀才 大江以南士大夫 江西湖外长老 京师妇人

此书因是随手摘录，注所引或置于篇首，或置于篇末，且有不完备处；一书数条分置各类，或一条间有两目，内容分散，不相连贯；而且有的内容原案与本案不分，又因是旧式断句，致有某些字句很难读顺。在此次增补中，除保留原书风貌不动外，仅对个别条目作了局部调换，如重复的条目合并为一；较分散的部分略加集中；讹夺之字予以订正外，为便于阅读，试照辞书体对全书进行了新式标点。另增加了若干新条目，基本上按类编排入此书中。

琐记出版之后第二年，邓之诚又将积稿整理成卷，名曰“续记”。《骨董续记》四卷，单边黑口，其余版式与琐记同，书名题签者为陈庆。1933年与再版之《骨董琐记》合为六册一函。琐记、续记之后，邓小诚又在1941年完成《骨董三记》六卷，脱稿付排，但因时局危艰，未能成书面世，一直拖延到1955年，三联书店将“琐记、续记，三记”汇辑为《骨董琐记全编》，经作者略加修改后出版。三联版《琐记全编》，平装一册，六百五十余页，仅印五千册。是书仿线装古书版式，加标点断句，其新旧结合的完美形式，已成为旧书店的稀见书珍本书，再往后的印本均不及三联版美观。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文如居士、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中国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其学富五车，著撰等身。《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东京梦华录注》、《桑园读书记》《骨董琐记》等皆出自其名下。

1887年1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爱读书,随父赴云南任所,习六代史.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学史地教员.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宣传革命.1917年应北京大学之聘,任教授.赴北京后,被教育部国史编纂处任命为国史纂辑员.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1930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史学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封闭,与洪煨莲等同被日本军逮捕入狱,翌年获释.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1960年1月6日逝世,终年73岁.著有《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等，

先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后随父入滇，受家学影响颇深，尤嗜六朝书史。考入昆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文科，专攻文史。毕业后，担任《滇报》编辑，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识。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预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曾著《护国军纪实》，多系耳闻目睹，为不可多得的实录。1917年秋，应国立北京大学之聘，在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1921～1930年间，先后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诸校史学教授。从1930年秋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迁居西郊，潜心以教学著书为终身职志。抗日战争时期，燕大被占，与陆志韦、洪煨莲等教授同遭日军囚禁近半载。出狱后，惟靠鬻字、典当、借贷以维持一家生活，拒绝替日伪工作，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狱中私咏各体诗一百零五首，成《闭关吟》，又撰写出狱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为《南冠纪事》，凡一万余字，均刊布以公诸于世。

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秋，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生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成《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于30年代初，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50年代初，续成下卷。全书告成，逾二百万字，始于秦之统一，终于辛亥革命清亡。旨在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与诒谋臧否，俾供后人借鉴。早年博览群书，成《骨董琐记》正续编，后又有《三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正式出版，对文史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和线索。出狱后赋闲，以读书所得，成《桑园读书记》，评论清代学术，每有独到之见。《东京梦华录注》写定于50年代末，取材以宋人为断，自云“能释者不及十之三四”，足征著书矜慎之意。晚年撰成《清诗纪事初编》八卷，系根据一生中节衣缩食所访得的七百余种顺、康时人诗文集，共收作者六百人，录诗两千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不限名家，贵在诗能记史外之事。全书六百篇小传，为中年以后精力贯注之作，于清初人物与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

平居尤喜钞书、印书，在燕京大学执教二十余年中，除自印《骨董琐记》与《续记》及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旧闻零拾》数种外，还为燕大图书馆先后审核、鉴定，选出校印的有：奕赓《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十一种，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传钞本一册，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明钞本四十一卷，张萱《西园闻见录》传钞本一百零七卷等；并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奭《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嘉惠士林

未刊手稿尚有《滇语》，二十万字，述其幼年遍历滇中所见所闻，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可贵资料。

1996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编新版《世界人名录》（东洋篇）收“邓之诚”条目称他为“中国通史权威”。

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璠、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以出生年排序）等等。

1960年1月6日病逝于北京。

少年时期投身报业

邓之诚原籍江苏江宁，但是生于四川成都，并在四川度过了他大半个少年时代，落地生根，怎么说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给他的满口的四川话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了。幼年的邓之诚就酷爱读书，再加上父亲也算博学之人，家学渊源。幼年入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六代文史，据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六朝书史尤为嗜好；随即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研习西学，不久随父到云南，入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

早年的邓之诚先生投身报业，他以笔为工具，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许。武昌起义后，在报纸上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与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他不仅在言论上宣传革命，还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和反袁护国运动。

峥嵘少年，书生意气，这段时期的邓之诚，即使不能视为革命家，也像一个社会活动家，无论如何，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些峥嵘岁月的所见所闻，都被邓先生汇为一编，成《护国军纪实》一书，这本书材料真实可靠，实为不可多得的实录，极具史料价值。

1917年，邓之诚先去了上海，同年应北京大学之邀北上，在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兼任《新晨报》社总编辑一职。1921年至1930年间，先后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诸校史学教授。从1930年秋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迁居西郊，潜心以教学著书为终身职志。这样，邓之诚先生完成了从社会活动家和报人向学者的转变。

入狱写成“奇书”

其实，从少年到中年，总会出现心境的转变，这大概是必须的人生经历，学者也不例外。邓之诚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自小颇具传统学术修养，盛年时期却或多或少反了传统，邓之诚欢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则提倡白话文学，但到中年之时，两人都回归学问，回到书斋，潜心著述，向传统之学靠拢。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学中的标志性人物，但邓之诚却对新文学向来缺乏好感，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新文学，赞美推举之词也不多见。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却是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占被封，燕京大学的师生遂落入敌手，邓之诚与张东荪、洪煨莲等燕京大学的教授被日本军逮捕入狱，关入北大红楼，一同被囚禁的还有辅仁大学伏开鹏、蓝公武等著名教授。这些被捕的教授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邓之诚记述他亲身见闻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夜间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

这样的囚徒生涯将近半载，1942年，邓之诚等人获释。出狱之后，生活已无着落，惟靠鬻字、典当、借贷以维持一家生活，拒绝替日伪工作，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这就是他值得称颂的地方。

日军的残暴非但没有使邓之诚这个温和的学者屈服，反而催生了两部“狱中奇书”。在狱中，学者们在敌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诗写志，时有所咏，出狱之后，邓之诚把这些诞生于监狱的诗歌汇为一编，各体杂诗共一百零五首，成《闭关吟》一书；又撰写狱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为《南冠纪事》一书，一共一万余字，公开刊布，公诸于世，揭露日寇的残暴嘴脸。别看这个学者低头作文，文风比周作人还温厚老实，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点也不含糊。

二十载著两千年通史

从后来邓先生的治学路径来看，显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对他影响较大。邓先生传世的著作多是经史子集的传统路子，文风也温柔敦厚，颇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说是老老实实，比周作人更有过之。而且，即使后来他做到了《新晨报》的总编辑，对新文学也缺乏好感。

邓之诚一生作为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邓之诚先生从事教育五十年，仅在燕京大学就执教二十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学者周一良、谭其骧、朱士嘉、劳干、王钟翰等。他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善于从前人别集、笔记中辑录整理历史资料，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桑园读书记》、《明斋题识》、《东京梦华录注》等。

作为历史学家，邓之诚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负盛名的《中华二千年史》。这本书本来是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原名《中国通史讲义》。讲义原本只有上中两卷，上世纪30年代初，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讲义被选为《大学丛书》的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公开出版。上世纪50年代初，邓先生续成下卷，全书告成，历时二十余年。这部逾二百万字的大书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终于辛亥革命清亡之时。纵横二千余年，可谓是《通鉴》以后第一部通史。全书旨意，重在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臧否人物，检讨谋略，以供后人借鉴，颇有通鉴遗风。而书中显露出来的史家意识，春秋笔法，又深得通鉴精神。

如果说《中华二千年史》体现了邓之诚作为历史学家的全局意识和史实勾稽能力，那么，《骨董琐记》则显示了邓先生细微之处的考证水平。《骨董琐记》是邓先生博览群书的产物，先成正续编，后来又有《三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一书，全书共有“三记”十八卷。该书考释文物，钩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史工作者可以从中觅得“蛛丝马迹”，以作资料，以作线索。严格说来，此书并不算是史学著作，书中标题，如“银价米价”、“藏书印”、“葫芦器”、“羊脑笺”、“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书家”等等，简直是搔人痒处，增长见识，悦目消闲，真乃天下第一等“闲书”也！据说邓先生光是写初编就查阅辑录了不下两百余种书。

“五石斋”里清代禁书

邓之诚性喜抄书，又喜藏书，其藏书室名曰“五石斋”。邓之诚师尊顾序林，于是早年注意收集顾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于藏书之道，渐有所得，后来遂起意收藏图书。邓之诚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时人的集部之书和清代禁书，也钟意于有关风俗、风土资料性质的书。

抗日战争前邓之诚的五石斋已收藏了700余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书《青来阁初集》、《西斋集》、《松陵文献》、《士风录》、《蓄斋二集》等，均为稀见之书。邓之诚向来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书而自豪。据说他曾与著名藏书家伦明相比，他有而伦氏无者就有百十余部，可见“五石斋”所藏之富。

藏书家大多精熟古籍版本，邓先生也不例外。他曾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定古籍善本，为燕大图书馆先后审核、鉴定，选出校印的有：奕赓《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十一种，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傅钞本一册，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明钞本四十一卷，张萱《西园闻见录》傅钞本一百零七卷等。

藏书家一般爱书如命，拥书自重，珍本图书，一般束之高阁，密不示人。邓先生则没有这种毛病。他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奭《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广为散发，嘉惠士林。

邓先生晚年撰写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系根据一生先后访得的700余种顺、康时人诗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录诗2000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不限名家，贵在诗能记史外之事。全书600篇小传，于清初人物与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一代诗史，赖之传世。

五石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当时的风俗照片。邓之诚收藏风俗民俗的照片的名声远播，据他的学生回忆，很多打鼓的、卖破烂的专门为他收集照片送去，他出高价收买。先生出示过一张名叫“杨翠喜”的照片，这张照片牵涉到1907年（光绪十三年）北京的一件买官名案，直隶道员段芝贵和庆亲王奕劻父子等达官显贵都是个中丑角。照片拍摄了清末13个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为杨翠喜，从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饰打扮，十分珍贵。

抗战胜利后，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邓之诚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邓之诚晚年时，将藏书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60年1月6日邓之诚逝世。

自此书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不仅为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史料或史裁，也为文物考古、图书文献以及各专业工作者和广大文史爱好者，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五十年代末，中国历史博物馆尝据本书引《孤儿吁天录》所述“张献忠公牍文”条，对该馆展览的中国通史中有关明末张献忠起义的史实，进行过修改。原教育部所属人民教育出版社也曾参照此书中一些条目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过修订，此书至今领誉史坛，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书既是一部专业性较强的史著，也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工具参考书。

此次增补的内容，原为先父生前笔录的札记，分散在各处，后经检选整理，名为《松堪小记》，体例与《骨董琐记》略同。原刊在1982年《文史》十六、十七两辑中，这些条目如“明代坊里均役碑”，原碑在江苏江阴，可从各衙门铺陈、轿伞、卷箱、桌椅等多项什物定例中，考见明中叶后江南的物价。又如“张献忠题诗”条，封建史书中尝污蔑张献忠妄杀，读此知张献忠固不妄杀，而且不杀节妇、诸生和廉吏等，可为佐证。再如“戊戌政变实录”条，述及史书上所记政变内情，每多传闻之辞，时日先后，不免颠倒，此所述政变实由庆亲王奕勖听慈禧太后令旨，亲手布置，当较为可信。又“刚毅与崇禄交恶”条，实因皆奔走李莲英门路，讨邀慈禧太后宠信，以致二人冰炭不相容，由此可知清季官场之弊端。

此外，如“圈地”条，据彭士望《耻躬堂文钞》所记，知清顺治七年在粤中也曾进行过圈地等，这些也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可供参考。至于全书在传统的治学方法和观点上的一些问题，读者当能自作抉择。

题词

袁励准叙

叶恭绰叙

杨庶堪叙

叶瀚叙

骨董琐记

骨董琐记卷一

银价米价

田价

顺民

魏庵生祠

织造机户

郎窑

御窑

协办大学士

四库全书

安次香

藏书印

卑职

三清茶碗

葫芦器

乾隆雕嵌

赵凡夫宜兴壶

子瞻三适图

守寿鉴古

虾须帘

铁画

周芷岩刻竹

陆小掘制小刀

补古铜器瓷器

西游记

郑笔峰塑像

内起居注

宫史

羊脑笺

……

1926年，邓之诚还未到燕京大学，而教授于北大史学系。他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在北大期间并不得志。所以《骨董琐记》自序诗中有“堂堂白日甘颓废，奈此饥虫跋扈何！”“平生颇好人讥弹，一笑难逃世网中”这样意含郁闷的句子。

邓之诚一生勤于读书。《骨董琐记》实际就是他的读书札记。读琐记内容可以看出，邓之诚涉猎之广，几乎无所不窥。举凡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乃至金石书画、衣着器物莫不述其渊源，详加考证。譬如“邸报”，“乾隆时米价”，“瓜皮帽”，“曹操冢”，“庚子所失法物图书”等。

《骨董琐记》印出后，邓之诚又辑录《骨董续记》，两卷于1933年出版。到1941年再辑《骨董三记》6卷，但并没有刊印。直到1955年才连同《骨董琐记》、《骨董续记》合编为《骨董琐记全编》交三联书店出版。五年后，邓之诚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