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三分》是2009年05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迩冬。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故事经由这本小说的渲染已深入国人的心中，很多人都把小说情节等同于历史事实。然则，小说与历史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章学诚评论《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这样的比例对不对？作者在构思小说时为什么要“虚”？又究竟是“虚“ 在何处？哪些地方“虚”得好？好在何处？哪些地方“虚”得不好，为何不好？在“虚”之外，又有哪些地方是“实”的，是从陈志和裴注中取材的？这些材料又有哪些张冠李戴了？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闲话三分》中得到一一解答。

看完《闲话三分》的闲话

外行话《三分》

闲话开头

“桃园结义”与“怒鞭督邮”

蔡邕与董卓

苏东坡和曹雪芹的观点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董昭教打“皇帝牌”

“衣带诏”之疑

小霸王孙策

再谈孙策

建业与武昌

孙权与台湾

为周郎叫屈

隆中对与出师表

初出茅庐第一计

“诸葛亮舌战群儒”

“周瑜打黄盖”及其他

铜雀春深何关二乔

赤壁之战的尾声

刘备与孙夫人

曹操的女婿

曹娥碑·曹操·杨修

关于《杨修之死》

关羽爱戴高帽子

张飞妻女与夏侯渊父子

替赵子龙抱不平

魏王杀识魏王者及假魏王

曹丕的武术

再谈曹丕

蒲留仙笔下的《甄后》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质疑

从马谡说到王平

司马懿装病

托孤比较篇

吴蜀相互叽嘲

由魏延说到子午谷

杨仪魏延的冲突

魏延的冤案

姜维“九伐中原”前后

刘禅与孙皓

后记

当论及魏延与诸葛亮两位历史人物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都会闪现出两个截然对立却又栩栩如生的形象:前者是“食人之禄而杀其主，住人之地而献其城”的奸诈小人，其依据来自《反长沙》。后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臣贤相，是后世的人臣表率。前者浮躁贪功而常常造成重大失误；后者一生谨慎小心而终成大事。后者名垂千古并受百代敬仰；前者身首异处遭后世唾骂。

其实，西蜀政权中的这两个重要人物，并不是小说或戏剧中的那两个人物。魏延的“那一个 ”形象，是《三国演义》和传统戏剧的艺术渲染与概括，同历史上的“这一个”魏延根本不同，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也相去甚远。“那一个”魏延首次亮相，就是杀韩玄、救黄忠、献长沙、投刘备，而又被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喝令斩首……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人头虽然勉强保留于脖颈，也只是“权且寄放”，如以后再有过失，则要新账老账一齐算。魏延已被西蜀当权者目之为不忠不义的异己，仅有一点利用价值。

历史上没有魏延反长沙一节。赤壁之战后，刘备南掠江南诸郡时，韩玄以太守之职独当一面留守长沙；黄忠以中郎将之职与刘表从子刘磐驻守在湖南攸县，二人在刘表病逝、刘琮降曹后，已经隶属于曹魏；魏延则是刘备的部曲。部曲者，忠实的私兵。由于地位低下，故此时名不见经传。其渐露头角始于跟随刘备进取四川的战争中。《三国志·魏延传》第一句即说：“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根据以上史料看，韩玄、黄忠、魏延三人互不隶属，且根本不在一地，《取长沙》这出戏不可能上演。历史事实是，从魏延、诸葛亮先后投奔刘备起，直到刘备白帝城病逝，这两个在西蜀政权诞生中分别建立了重大功勋的人物，共事于刘备的割据之业，却没有机会过从交往，是一对不曾同堂共处的“同堂弟兄”。

诸葛亮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投奔刘备，虽较魏延晚一些，但从“三顾茅庐”后，就成为刘备的股肱。魏延在建安二十四年前，最高军衔仅是牙门将军。以魏延低微的身份，不可能同诸葛亮交往，甚至没有谋见一面的理由。刘备是出名的枭雄，自然十分警惕自己孵化出枭鸟;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对刘备特性知之甚详，不会与外臣私交，不可能同一个牙门偏将存在来往。

魏延终因忠诚勇猛和刘备的识人之明，破格地脱颖而出了。建安二十二年夏，蜀、魏定军山之战，以夏侯渊被斩，刘备全胜而落下帷幕。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并要返回成都经营后方。由于汉中军事、经济地位的显要，所以“当得重将以镇汉中”，“公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出乎众人之所料，“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任命一发，致使一军尽惊”(以上史料同前)。此前的魏延与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高级将领比，在刘氏军事集团之地位则相去殊远。关羽远在荆州，其他诸人均在刘备身边，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如果魏延“脑后生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而又焉能不辱使命!第二年，蜀汉政权在成都建立，加拜魏延为镇北将军。一夜之间，魏延由牙门偏将成为 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雄踞一方的藩臣，其显赫地位，可与关羽比肩为贰，应该说这是魏延人生中最为得意时期，虽然在军事将领中排列于关羽、张飞、马超、黄忠之后，但能获得主子的信任和放手继用，则是下属最大的荣誉。

刘备之后，表面上，西蜀进入了刘禅时代，实质是诸葛亮时代，“建兴元年(公元223 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见《三国志· 诸葛亮传》)。这时的魏延，也进入人生的尴尬时期，一方面，他的职爵都在大步升迁，在诸葛亮封侯的同时，魏延被封为“都亭侯”。建兴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魏延与曹魏名将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大战于阳溪，并获得全胜。军事胜利给魏延带来更多的荣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即持有皇帝符节，代皇帝出巡)，进封南郑侯”(见《三国志·魏延传》)。请注意将军前边的一个“大”字，关羽最高的军衔是前将军;张飞是右将军迁车骑将军;马超是左将军迁骠骑将军;黄忠勉强是后将军；赵云，最高军衔是镇东将军，后又因箕谷之败，被贬为镇军将军。他们的军衔上均没有“大”字，生前更没有侯爵。而在爵位上，魏延的南郑侯属于县侯，高出了诸葛亮武乡侯一个等级。关羽是汉寿亭侯，张飞是西乡侯，李严虽负白帝城托孤之重，也仅是都乡侯，黄忠虽立有诸多功勋，爵位仅是没有采邑之地的关内侯。截至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军诸多将领中，授“大将军”衔的，惟魏延一人;获得“假节”这一殊荣的，也只有张飞、诸葛亮、李严、魏延四人;惟关羽远在荆州，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因之“假节钺”(即拥有代皇帝巡察，可先斩后奏的权力)。魏延较之前四个，获得的荣誉为最高;同关羽相比，互有高低。在之后，蒋琬虽也有过“大将军”封号，但已是诸葛亮、魏延死后，不可以类比。

然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在任用和精神遭受折压与排挤。

刘备时，诸葛亮为之赞画运筹，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都由刘备拍板定夺。后刘备时期，政令军令皆决于诸葛亮一人，刘禅不过一印章皇帝。魏延一再升迁，与其说是诸葛亮对魏延功劳、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奖。莫如说是对他以安抚手段达到排挤疏远的目的。诸葛亮用人，向以荆州籍为标准，其次则是顺从了，刘封就是这两个标准下的牺牲品。刘备时期，刘封已是西蜀政权中的干城之一，攻打刘璋夺取益州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而上，所在必克。益州既定，以封为副军中郎将”（见《三国志· 刘封传》）。在西蜀政权建立后，刘封在鄂西统领着孟达、申耽、申仪等几支部队，与关羽俱为封疆大吏。刘封居然是荆州籍但刘备养子。关羽荆州失败后，孟达等叛降曹魏，刘封断然拒绝了孟达的引诱，毅然率所部回到成都。刘备曾责备刘封不曾救援关羽，但没有责罪的意图。诸葛亮也不认为刘封有罪，但“虑封刚猛，易世之后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 ”（见《三国志·刘封传》）。因担心以后难以驾驭，于是找借口提前杀掉，其心胸及驾驭能力实不敢加以恭维！

诸葛亮五出祁山时，“魏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对长安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但“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制而不许”。 “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见《三国志·魏延传》注释《魏略》）。

诸葛亮与魏延北伐路线的分歧，实质是战略目标的不同，前者是执行刘备的既定方针，乘虚蚕食魏国防守较为薄弱的凉州。后者是要鲸吞魏国重兵设防的关中，战略目标是鲸吞司州。司州包括今天陕西的关中，豫西、豫中，及晋南、晋中。由于东汉王朝的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在此州，故取名司州，意为司掌全国。该州是魏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岂肯轻易令弱小的西蜀夺取！魏延是够大胆了，大胆得已有点异想天开。蜀军偏师从城固、洋县翻秦岭，再经宁陕出子午谷直逼长安，确实是一支奇兵，如能实现，必然使关中震动。但是洋县以西是西城（安康），只要蜀军敢冒险犯难走子午栈道，侧背就会暴露无遗，魏国西城守军绝不会坐视不理，如果溯旬阳河向西北斜插宁陕、东江口拒险固守，并截断蜀军后路，这一万西蜀兵马就只能束手待毙了。退一步讨论，即令蜀军（包括诸葛亮所率的十万主力）能进入关中，则又能如何？关中与汉中在地形上有相似之处，都是江河冲刷而成的梭型平原；但又有很大差异，隔开两个平原的秦岭在军事意义上完全相反。刘备夺取汉中时，六、七百公里的秦岭栈道成为曹操支援夏侯渊的巨大障碍，而巴山中的金牛道、荔枝道、米仓道不仅距离短得多，而且坡度平稳，相对要好走一些，从成都驰往增援十分方便。正是由于交通的方便，所以在古代，汉中在行政区域上大多都划归益州。刘备既占了地形的绝对优势，军事上又处于全盛时期，因之能一举夺取汉中。诸葛亮在西蜀国脉丧失殆尽时，即令能勉强率军进入关中，立即会东、西、北三面受敌，艰险崎岖的秦岭栈道，更成为西蜀支持前线的巨大障碍。假如栈道北端遭封锁或被烧断，西蜀大军就犹如进入瓮城，只能被动挨打，却无还手之力，而粮食更会成为首要问题。诸葛亮多次否定魏延的进军路线无疑是对的，但只是军事方略的才同，并没有别的含意。不让错误的意见发表，本质上也就堵寒；正确意见，只能养成下级的“面从”。

陈寿把魏延是作为“贰臣”为其立传的，与刘封、李严、杨仪诸人等量齐观，因之，不存在为尊者讳问题。即令如此，陈寿也未再举出与诸葛亮之间还存在分歧、矛盾的事例，更没有魏延贰臣作为的记载。诸葛亮五出祁山时，重用荆州籍、打压、涿州籍代表人物魏延则比较明显，第一次出兵北伐时，硬肯破格提拨马谡“督前部”和不用涿州及益州籍宿将吴壹就是一突出例证。打压排挤归打压排挤，但魏延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诸葛亮要取得北伐的胜利，还得利用魏延“善待士卒，勇猛过人”（《三国志·魏延传》）的特点，在此同时，诸葛亮又十分器重先为参军后迁长史的绥军将军杨仪，此人为诸葛亮“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亮深惜仪之才干”(见《三国志·杨仪传》)。但这两人关系却十分紧张，“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 (见《三国志·费祎传》)。闹到水火不能相融、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也够激烈了。诸葛亮虽“常恨二人之不平 ”，但“不忍有所偏废”(同上)。多亏费礻韦 充当润滑剂，经常调解劝说，分别利害，以至召开会议时，费要坐在两人中间，以防变故出于突然。由于此公的作用，才“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同上)。这就有些奇怪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杂牌的绥军将军、相府长史与大将军、南郑侯、凉州刺史的地位相去殊远，魏延蔑视杨仪有理由，杨仪敢蔑视扬仪没有理由。正常情况下，即令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委婉提出，或者在私下讲给诸葛亮，何止于争论得魏延要拔刀杀人！作为三军主帅的诸葛亮，面临如此局面竟不置一词，而只是“常恨二人之不平”！以今天推理，别说是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即令是芥菜般的小部门，两个副职不顾大局地闹矛盾，常常使会议炸场子，主持会仪的一把手绝不会漠然置之，他必须私下谈话，评论是非，绝不容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如仍不能解决，会断然采取组织措施，太丢自己的脸了！最坏的办法也会断然辞职让他们闹去。恨恨连声而不予解决，只能理解成诸葛亮是杨仪的幕后人，没有诸葛亮，杨仪不敢那样放胆；魏延杀杨仪，也是杀给诸葛亮看的。

诸葛亮死后，魏、杨内讧迅速爆发，魏延是内讧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内讧在如此不适当的时机爆发，诸葛亮临终安排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杨仪没有指挥军队的经验和威望，官不过长史，且同无以匹敌的征西大将军魏延形同水火;更重要的是，按道德标准，应该说杨仪脑后有反骨。此公曾经是荆州刺史傅群的主簿，“背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而且有一个致命缺点，即“仪性狷狭”（见《三国志·杨仪传》）。用今天话说，就是性情暴躁，心胸狭窄，难以与人和衷共济。他追随诸葛亮之后，与蒋琬同为丞相参军、长史，自以为资格为老，才能也超过蒋琬，对不被诸葛亮死前推荐成为接班人心怀愤懑，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竟为统率大军撤回时，没能举众投降曹魏而后悔。他对费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兵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同上)，当然，这都是后话。诸葛亮至死时候，并没有忘记荆州籍这一小圈子，不肯让资格最大，功勋卓著的逐州魏延掌握最高军权，更不愿涿州藉在自己死后翻身，因之要利用余威将魏延割舍。

让杨仪统率主力撤退而魏延断后，诸葛亮似乎有一些饥不择食，顾不得杨仪的才能、德性和威望，于匆忙中做出不计后果的决定。其实不然，他的临终安排是经过反复思考的。活着的时候，他对魏延、杨仪二人“不忍有所偏废”；临终时，只得忍痛打破感情平衡的天平而割舍魏延。其实这是陈寿的认识，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

因为籍别的不同，诸葛亮于临死时候，也没有忘记荆州藉这个派系的前途命运，不能让除了刘禅外已经没有了制约的魏延掌握止为重要的军权，决定彻底牺牲他。所以病逝前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时，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征西大将军魏延，而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安排了杨仪率领全军秘密撤退，而“令延断后”，同时作了最坏打算:“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见《三国志·魏延传》)从而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

魏延是毒酒的自饮者。

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消息的魏延，气势汹汹地说道：“丞相虽死，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上）同时扣押了传达军令的费祎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费祎见大事骤变，借口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而脱身逃回。

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事政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此时的魏延已经十分不冷静。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恶气，还没有因诸葛亮的死亡稍有渲泻，又为扬仪领军而恶气攻心，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犯下三个致命错误，首先，对诸葛亮死后军心士气低落到谷底缺乏清醒的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穷兵黩武、一意孤行的举措。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的背后，在这一非常背景下，欲再发兵与强大的曹魏交战，已经完全不可能。其次，军事政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应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得常人不可以捉摸。魏延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令，就不能放费祎归去，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之一。应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魏延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去实现军事阴谋，这就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费祎一走，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魏延已经失去了制人的主动而受制于人了，在杨仪率兵回撤后，军事政变已宣告失败，而受制于人了。在扬仪率兵回撤后，军事政变自然没有了成功的可能。再次，在军事政变尚未发动就已失败的情况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张，居然率领断后部队径先南归，并烧断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不夸张地说，魏延已有一些歇斯底里，把同杨仪之间争夺军事指挥权的矛盾，发展成两支西蜀大军之间的对立;把诸葛亮退军和自己进军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更把自己摆在全体将士的对立面，他们的似箭归心同魏延的继续北伐已尖锐对立。两对矛盾中，魏延都处在十分孤立的地位。所以，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而发生局部战斗时，“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同上)。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惟一能够缓解、协调这对矛盾的，是皇帝刘禅。此前，两人都有表章飞奏朝廷，相互指责对方“叛逆”。毫无主见的刘禅，就此事征询朝臣意见。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群臣本无从盲目表态，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首先脱离接触，然后规定出各自的回军路线，先将军队带回来再调查处理。奇怪的是，《出师表》中，诸葛亮给刘禅推荐了一大串忠贞贤能之士，而在关键时刻，却没有一颗头脑理智清醒，仅因为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缺点，终造成同僚“当时皆避下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重要作用，西蜀高级官吏董允、蒋琬等面临大事时，竟像押宝一样“保仪疑延”。这是史家陈寿的认识。若以前因后果看，蒋琬等人的表态，也不过是“党同伐异”，其心胸和政治经验都无法高看，就连忠贞品德都要大打折扣。

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今汉中市北街十字，有虎头桥遗址)，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魏延欲杀杨仪是真，叛西蜀是妄!魏延要反叛西蜀，就应率军北投曹魏，而不是南面拦截。要叛蜀降魏，就没有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魏延之死咎由自取，夷灭三族是杨仪的兽性发作，是蜀汉政权的大不幸。诸葛亮皇帝美梦做到这里，也经变成了一场魔魇。

……

陈迩冬，著名学者，古典文学评论家。一九五四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苏轼诗选》、《苏轼词选》和普及读物《苏东坡诗词选》等，另有《闲话三分》、《九纹龙》等论著行世。

《闲话三分》为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