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是作家沈从文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未完成的小说首先发表于1943年4月21日的《大公报》，后又收入1945年文聚版《长河》单行本，当属沈从文创作中期的作品。

吕家坪盛产橘柚，民风淳朴，过路人可以随手摘橘子解渴，分文不取。附近萝卜溪的橘园主人滕长顺富甲乡里，为人义气公正，堪称模范，儿女均能帮助他兴家立业，三女儿夭夭最美最娇，活泼潇洒，人称“黑中俏”。最初搅动这里恬静安详田园生活的，是传闻中的“新生活运动”。枫树坳看管滕家祠堂的老水手满满，把“新生活运动”与会带来兵荒马乱的军队相等同，闹出不少笑话。见多识广的滕长顺对他说，“新生活”无非是走路要靠左，不许赤脚赤臂上街，对乡下人只是麻烦可笑，推行不通。直接威胁乡里安宁的，是驻镇的保安队。保安队长强迫滕家贱卖一船橘子给他们，私运到下游去发洋财，对夭夭虎视眈眈，寻机进行调戏，他还和地方上当权的“委员”们相勾结，对村民敲诈勒索，用借款、派粮、派捐、派夫役等种种名目，“将那些手足贴地的人一点收入挤去”。滕家和橘乡的平静生活从此布上愁云。夭夭的哥哥三黑子听说家里遭到有权势人的欺压讹诈，立刻“火气上心”，说“沙脑壳，沙脑壳，总有一天我要用斧头砍下一两个！”作品最后，橘乡人都沉浸在社戏的锣鼓声中，夭夭仰视满天晚霞乐观地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

《长河》的写作也许可以追溯到1934年。根据《边城》的《题记》所说，早在1934年的那次回乡探亲时，沈从文便萌发了写作另一部与《边城》相对应的小说的愿望，尽管当时还仅仅只停留在构想或者说“预备”阶段：“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沈从文与杨振声、朱光潜等一大批大学教授一道逃离北平。经过五个多月的“南渡”流转，他在家乡湘西做了短暂停留。这一路以来，身体抱恙的他一方面拿着不多的余钱精打细算，一方面又思念滞留在北平的娇妻稚子。1938年4月12日在写给张兆和的信里，沈从文透露自己要“预备写一本大书”的计划。

沈从文于1938年到达昆明，在昆明创作并完成了长篇小说《长河》的第一卷。《长河》原计划要写成多卷本，但第一卷之后，沈从文未能继续后面的写作，《长河》遂成未竟之作。

滕长顺是吕家坪萝卜溪村的橘园主人，“就中橘园既广大，家道又殷实，在当地堪称首屈一指的，应分得数滕长顺。”规模出产的农产品必须依赖市场才能实现商品价值，所以，“到园中摘橘子时，就辞去了别的主顾，用自己船只装橘子到常德府做买卖。”作为一名种植专业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尚未充分现代化的社会空间内，滕长顺的市场参与行为不仅时常受到动荡时局的严重影响，例如小说所述“自从民国以来，二十年中沅水流域不知经过几十次大小内战，许多人的水上事业，在内战时被拉船、封船、派捐、捉伕的结果，事业全毁了。”往往还要承受来自非市场化的“官-商”关系的压力。

作为小说里的丑角，贪财好色的保安队长实在与这片民风淳朴之地格格不入。根据文中对队长的交代，他有在省城念中学的经历。这表面看似是一个热血少年努力求学的励志故事，作者却把他在大城市的见识集中成与交际花恋爱的花花往事。他对夭夭的关注，无非是无关爱情的一时起意。结合他驻村之后的表现，在城市的学习甚至变成了他诸多恶习的万恶之源。陋习集合体保安队长与试图纠正乡民不良生活习惯的“新生活”政策之间构成强烈的反讽。保安队长作为被城市侵蚀过的朽木，就算回到淳朴的乡间，也再不能生发出具有生命力的枝芽。

老水手是小说第一个出场的主要人物。两个乡下男人闲谈时，他还偶尔插话，三人的气氛欢快明朗。可等到妇人加入聊天，三个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谈论起“新生活”时，老水手却一言不发了。他沉默，恰恰是因为他在乎。老水手思索了许久，安慰自己家徒四壁的人是用不着怕“新生活”的。又转念想到有钱人早已搬去城市，不用受这份成天担惊受怕的委屈，自己又不明白“新生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心里不免还是忐忑。此后对老水手的人物塑造，几乎离不开他对“新生活”的执迷，这一点也成了贯穿人物始末的特性。二十年间，内战频发。“世界既然老在变，这地方自然也不免大有今昔，应了俗话说的， ‘十年兴败许多人’。”若长顺是幸运“兴”的那个，那么老水手就是倒霉“败”的那个。年轻时的老水手也曾在这激流暗涌上为生计打拼，只是再辛勤也抵不住造化弄人，先是丧妻丧子，后又船只失事。在外漂泊十五年，却只是混了个头发花白，铩羽归乡。年近花甲的老水手理应看淡世事变迁，却怎想他竟是个“在本地真算是对新生活第一个抱有幻想的人物”。

她是家中老夭，相貌出众，性格爽朗，父母兄弟对她无不宠爱，曾借住在她家的老水手满满也对她疼爱有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她自然沉溺于乡村生活的恬静美好，不愿被“新生活”或是任何变动打乱习惯的生活节奏。在这部作品中，不光是老水手不再囿于辰河两岸的家长里短，哪怕是少女夭夭，就算她依旧保持在少女的蒙昧状态，也对外界的“变”有所期待。比如“摘橘子”一节的她对老水手说，希望她爹长顺能带上她装上橘子去汉口卖。她的理由是想看城里人吃橘子是不是真的要榨汁，其实透露了少女对“城里”的好奇心。她装橘子进城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这一番进城的见闻才是她渴望的无价之宝。但夭夭对“城里”的渴望也只是停留在好奇的层面。在“枫木坳”一节，老水手说起夭夭要是生在鹦鹉洲，住在洋楼里，就不必怕未知的变化。夭夭却不以为然，觉得城市里既没有橘林一片，又没有牛羊牲畜，有的只是浑浊的大河和自己并不熟悉的路。乡村于她而言是亲近的，有安全感的，可操控的。

现实意义

《长河》以一种准确而简练的笔触，以辰河沿岸为代表，真实地写出了湘西地方的风物和人情的细部，表现出了在战局和政局的双重阴影下的湘西社会的骚动。现实主义写作的一大难题便是如何突出琐碎事件的重围，迅速抓住描写对象的特点。这些特点必须要能够充分表现那个对象，从而更大限度地让读者在想象中还原该对象。《长河》中用以状物写人的细节处处可见。作者写辰河地方，一一写到了这里物产、植被、贸易、教育、过去的习俗和现在的变化；写夭夭的外表，则说她“身个子小小的，腿子长长的，牙齿白，鼻梁完整匀称，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一个人脸庞手脚特别黑，神奇风度却是个‘黑中俏’”；写她爱好，则写到她精巧的竹背篓，蓝布的衣裳，围腰上的小花，以及对石子蚌壳枫叶等物的美学意义上的喜爱；写社戏，又从头到尾展示了邀请戏班子、搭建指挥塔台、请有名望人物出场等流程，自然，作者还为读者展示了看戏过程中的各种人物的情绪、穿戴和活动情况；写保安队长的庸俗可笑，会写到他打狗骂鸡的滑稽场面，写到他对白金手表的炫耀……正是这些细节描写，赋予《长河》以真实性，让读者得以从《边城》制造的那个纯粹的美学体验状态下抽身出来，认识到《长河》的现实意义。

沈从文同情着乡土社会的传统之美，甚至欣赏着苗民的蒙昧和淳朴。他意图以湘西地域和苗族根性为文化资源，建构起一种诗意的健康的人生形式，从而对现实世界形成一种反讽和激励。但当他抛弃对湘西的创造性想象，“忠忠实实和现实接触时”，也看到他所倾心的那种文化资源本身的危机，看到了熟人社会在以个体利益为追求的现代性社会前的战栗，看到了美好人性的沦丧和神性的庸俗化。总之，在历史的进程前，《边城》中的“牧歌”湘西即将成为明日黄花。因此，现实主义精神让沈从文不得不把《长河》中代表传统的人们写成“不配拥更好命运的人”。橘子园主人滕长顺是否能够保住他的产业，老水手在新形势面前是否还能应付得来，会长的生意是否能在战局下维持等等问题都是严峻的、缺少希望的。从此前沈从文笔下城乡二元的格局，不难发现，在他看来，无论都市如何堕落变迁，但湘西依然保留着一种健康而美好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形式。而《长河》写出了湘西地方的“宿命的结局”，这引起了沈从文的“痛苦”。所谓“宿命”，无非是说湘西一来逃不脱现代化的进程，二来躲不了战火的焚烧。

生态美

《长河》中辰河两岸的橘子树林“烂漫照眼”，一年又一年看似相同的秋天明朗生动，人和树依旧寄生于土地与水，“天宇澄清，河水澄清”，船中满载深秋的农作物，人们还是这样平静宁和地“照常”生活着。同样质朴环境的背后，却体现出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微妙转换，意象相似又不相同，山水和小镇环境都从简单变得丰富，人们也不再是纯粹地依山依水，而是根据自己去选择生活方式。这些细微却又深刻的变化预示着人性之变和整个社会生态环境即将到来或者已经正在发生影响的动荡，处处蕴藏着沈从文生态意识的流动美。

《长河》自1938年7月下旬起创作，作品第一部的文稿大部分从1938年8月7日到同年11月19日分67次在《星岛日报·星座》副刊连载，并署名沈从文。1942年，沈从文又对它重新改写，并分成11个篇章。其中，4个篇章在当年报刊刊出，分别为：《秋收和社戏》，刊于桂林《自由中国》杂志第2卷1、2期合刊；《秋》（即后来的《秋〈动中有静〉》），刊于昆明《文聚》杂志第1卷3期；《大帮船拢码头时》，刊于桂林《文学创作》杂志第1卷2期（后经修订，又在1947年北平《知识与生活》杂志第5期重新刊出）；《摘橘子》，刊于桂林《创作月刊》第1卷4、5期合刊（后经修订，又在1947年9月10日刊于作者自己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和《文学杂志》第2卷4期）。

1945年1月，沈从文对《长河》中已发表过的内容作了大量非情节性的修改，字数由之前连载时的6万余字增至10余万字，交由昆明文聚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并作为定本编入200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6卷。

1947年，沈从文在自己主编的报纸副刊刊出修改后的4个篇章，其中包括：《大帮船拢码头时》，刊于该年第5期北平的《知识与生活》杂志；《摘橘子》，刊于9月10日刊于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和《文学杂志》；《人与地》，刊于6月18日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枫木坳》，刊于8月17日北平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1948年8月，《长河》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

可以说，1938年到1948年是中国社会的巨变期，经历了从抗战到内战的转变。在这种巨变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往往会发生显著的思想变化，而这也在沈从文不同时期对于《长河》的修改中体现了出来。通过对四个版本的《长河》对比发现，各个版本之间均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其中，1945年1月由昆明文聚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出版的《长河》与前一时期的版本相比改动最大，而更多的是初版本《星岛日报·星座》连载本的补充和完善，在作品原有的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中进行局部润色和打磨。

1945年1月，这部被战时新闻检查局扣下来的作品终于由昆明文聚社出版。从改写到出版，《长河》历经坎坷，到出版时仅剩11万余字。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