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辑要》是继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之后收书最多的道教丛书。纂辑者有二说：（一）清末贺龙骧校理《重刊道藏辑要》谓此书系清康熙（1662～1722）间彭定求撰辑；（二）《道藏精华录》称此书系蒋元廷编纂于清嘉庆（1796～1820）年间（经考查，以此说为是）。后书板被焚，书亦留存甚少。光绪十八年（1892），四川成都二仙庵住持阎永和首倡重刊，至光绪三十二年刊成《重刊道藏辑要》，板存成都二仙庵。近年巴蜀书社用二仙庵板重印发行。

共二百一十八册，按二十八宿字号分集辑录道书二百九十七种，其中辑自明正、续《道藏》者二百零四种，新增九十三种。《重刊道藏辑要》虽称“悉照原本式样”刊刻，但在原刊本基础上又增刻二十余种（有“增刻”、“续刻”字样），除去几种目录，实增刊十七种。新、旧相加，共三百一十四种，集成二百四十四册（或作三十二套二百四十五册）。现见两种印本，收书稍有出入。

《道藏辑要》所收道藏已有之书，不尽按原貌转录，或不分卷，或删略甚多。例如《云笈七签》不分类，且删去数十卷之多。它认为道书“但贵发明妙蕴，不在多著文词”，而不收录《太平经》《无上秘要》《道法会元》《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大部道书。所辑是否道藏之要或已尽道藏之要，自当别论。《道藏辑要》的主要价值在于增收了正、续道藏以外之百余种道书（包括重刊本续入的部分），其中绝大部分是明清时代新出的著作，为研究明清道教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道藏辑要》的选书标准反映了清代道教信仰的特征。《凡例》首称：“道有宗派，宜分主宾。此编于三清至尊、先天至圣而后，即按道派源流将南北宗祖所传诸经丹诀挨次列入。”又认为“内丹可以超凡入圣，外功只可却病延年”，故内丹书收载尤多；而外丹炉火则“严为摈斥”；“一切符箓专本”，亦“概不列入”。同时，它还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吕祖崇拜和乩仙信仰。其云：“古今圣真，未可数计，妙道真传，群推孚佑帝师。非特开南北宗派，传经演典，至大至精，即片语只词，亦必关合道妙，玄微难名。且敕普度，化被四洲。此中所载，不及千万之一。仅就旧传真本，敬谨列入，以惠学者。”故全书收入不少托名孚佑上帝（吕洞宾）的乩降之作，如《太上玄元道德经解》《先天斗帝敕演无上玄功灵妙真经疏解》《九皇新经注解》《玄宗正旨》《玉枢宝经》《十六品经》《金华宗旨》《同参经》《五经合编》（包括《吕帝心经》《先天一气度人妙经》《延生证圣真经》《金玉宝经》《醒心真经》）《吕帝文集》《吕帝诗集》等等。又有文昌帝君降笔之作，如《文帝孝经》《文帝救劫经》等；历代仙真（张陵、葛洪、许逊、陈抟等）降笔的乩仙著作，如《玉诠》等。提倡三教归一，也是《道藏辑要》的一大特点，除收入明标三教合一之旨的伍守阳《仙佛合宗语录》等书外，又增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还收入诸葛亮、关羽的传记、文集，以及文昌帝君的经书等等。

此外，《道藏辑要》（包括重利本），又收入一些新出的忏法和清规戒律书，如《忏法大观》《三宝万灵法忏》《太上灵宝朝天谢罪法忏》《道门功课》《十戒功过格》《警世功过格》等。

以上内容特征，使《道藏辑要》一书成为正、续道藏的重要补充资料，堪称“续续道藏”。有此一书，可使人略窥道藏之精要，并得览其后所出之大批道书。这对研究明清道教信仰、南北宗派、内丹秘法、功课戒律、乩坛活动，以及宫观焚修实况、三教合流思潮等，尤具重要价值。

《道藏辑要》保存了很多稀有资料，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例如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家山建筑群，是明末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袁可立所建，其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大道场，在《道藏辑要·吕帝圣迹纪要·在陆肇祥》之中，袁家山的建造过程和原始规模被记载的非常详细，弥补了地方志和河南省文物档案的空缺，是十分珍贵的资料。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无法一一枚举。

四川成都原二仙庵所存《道藏辑要》经板，是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道藏辑要》版重刻的。该书共有二百四十五册，其字板系用梨木雕刻而成，共计一万四千多块，每块是两面刻字，一面两页。此书按二十八宿顺序排列，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雕刻字板这一工程，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二仙庵严永和方丈发起，由各方善士捐助而开始的。严永和羽化后，又由宋智和及王复阳两位道长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承继下来，历十五年之久，至民国四年(1915)才告竣工。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印刷经书的工作被迫停止，经板被保存在二仙庵的印制房内，一九五七年搬到二仙庵方丈堂，一九六一年又从二仙庵搬往青羊宫保存至今。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期间，在成都市文化局的关怀和指导下，对所藏经板曾煮过两次。当时，二仙庵和青羊宫的三、四十位道友不辞劳苦，垒起一口大灶，用二口大锅，将经板从架上搬下来，用大火钳将经板夹起放入锅里翻煮，煮过的经板晾干后又全部整理上架，每次历时两个月才竣事。一九八四年成都市道协同巴蜀书社签定联合重印《道藏辑要》协议后，几位年轻道徒费时两个多月，又把每一块经板清洗一次。晾干后，刘理钊等老道长将经板按二十八宿顺序清点上架，并将所缺经板一一登记下来。

《道藏辑要》的经板经过几次搬迁，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有些佚失，有些被人当做木材拿走，经道士们的一再干涉、抢救，大部经板总算保存下来了，但仍然缺少四百多块。青羊宫原藏有一部不完整的《道藏辑要》，共二百多册。“文革”时，这部书被搬往他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落实，这部《道藏辑要》才又被请回来保存。这次巴蜀书社在重印《道藏辑要》工作中，起到了残缺经板的补缺作用。

如今与巴蜀书社联合印刷的《道藏辑要》已有一百多部，今后将根据需求情况，再作印刷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