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粮食税》是苏联革命家列宁创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21年。

在该书中，列宁说明了1918年和1921年俄国经济状况及其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阐明了实行以征收粮食税为中心内容的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实质，进一步探索国家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作用及其实现形式，明确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在实行粮食税政策过程中的任务，并且集中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改进工作方法。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俄国遭到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武装叛乱，刚开始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中断，被迫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主要的内容是实行余粮收集制，即向农民征收全部余粮以及一部分口粮，以保证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供应，有力地保证了三年国内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因当时纸币严重贬值，实际等于无偿征收，给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1920年冬国内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21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以及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但是，这一政策转变引起了党内机会主义的攻击和歪曲，党员干部也疑虑重重。为了回击党内外的歪曲和攻击，向全党和全国劳动人民说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以及必要性、可行性，列宁写了该文。

（1）从一般原则的角度说明了1918年和1921年俄国经济状况及其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阐明了实行以征收粮食税为中心内容的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在农业方面，1921年俄国经济存在和1918年相同的五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和优势的仍然是小农经济。几年的战争和封锁对经济的极度破坏因1920年农作物的歉收更加严重，伤害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农民的生活更是达到了极贫困的地步，结果引起了他们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政治上的动摇，多半来自农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甚至爆发了叛乱。在工业方面，由于严重的贫困和经济破坏使各大工业中心缺乏粮食和燃料等储备，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影响了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就是改变粮食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农民缴纳规定的粮食税赋，税额比余粮收集制低，只是余粮的一部分，纳税后剩余的粮食由农民自己支配，可以在市场上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换取工业品，以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工业领域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恢复小工业，能够立刻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进而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巩固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

（2）阐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它不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而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经济形式。这就是列宁的两个过渡理论。列宁引用1918年5月所写《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观点分析指出，所谓“过渡”在经济上就是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承认当年在估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针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等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的抨击，列宁一方面十分肯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历史作用，用胜利的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因为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另一方面强调“战时共产主义”是因战争和经济破坏被迫实行的特殊的、临时的政策和办法，它的功劳是有限的，它不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不能满足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最理想、最“正确”的政策是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然面，现实的经济水平和条件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才改变余粮征集制的粮食政策，实行同贸易自由相联系的粮食税制度，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针对有些人关于“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议论，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根据俄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千百万小生产者的小经济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小生产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因此，必须探讨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及其途径和方法。

（3）进一步探索国家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作用及其实现形式。列宁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和方法的重要思想，详细说明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策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针对有些共产党员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商业交换、资本主义发展的言行，列宁严厉批评他们是在干蠢事，是自杀。他认为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都是找到正确的方法，把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列宁拟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租让制，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最主要、最简单和一目了然的形式。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制就是苏维埃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即把国家无力开发或经营的矿山、油田和林区等，同国内私人资本和最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缜密的书面合同，交由其承租经营。虽然苏维埃国家会付出某些牺牲和代价，但是可以加翟先进的机器生产来反对落后的手工生产。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租让政策执行得当，就能迅速改进生产状况，在最短时间内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第二种形式是合作制，即给予小商品生产者自由结成生产与销售合作社的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对苏维埃是有利的：一是有利于对小业主资本家的经济活动进行计算、监督、监察以及推行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在这点上和国家资本主义类似，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二是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又是一大优点。列宁对租让和合作社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租让的基础是大工业，合作社基础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前者要求有确切的合同和确切的期限，每一份租让合同只关系到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公司、一个垄断财团，后者不能有十分确切的合同和十分确切的期限；中断租让合同能够立即、干脆地断绝苏维埃政权与资本家在经济上的联盟或“共居”的实际关系，而撤销合作社却不能；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租让政策一旦成功，苏维埃就会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大企业，几十年后完全收归国有，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比较复杂和困难。但是，合作制政策一旦成功，既能辐射比较广大的居民群众，彻底铲除一切根深蒂固的旧的社会关系，又能使小经济得到发展，在可以预期的期限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第三种形式是代购代销，即国家付给资本家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种形式是租借制，即把国有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租借合同和租让合同类似。后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4）明确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在实行粮食税政策过程中的任务。大力发展、推行、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把“租让”（即和“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政策的原则和原理运用到自由贸易及地方流转等等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在大工业的恢复只能推迟的情况下，致力于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即恢复小工业，靠发展小工业帮助农民经济，迅速振兴农民经济；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流转，即贸易自由、商品交换。对于城乡流转的活跃造成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列宁教导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政权，将资本主义活动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和限度内，就一定能防范和克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从而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也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

（5）集中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改进工作方法。首先，是反对官僚主义。苏维埃国家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在于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以及他们的贫困、交通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工农业之间的流转、联系和协作等。这种官僚主义因国内战争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面被压制，战争结束后充分暴露出来。于是，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列宁认为，官僚主义的危害集中在中央，要求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改善机关工作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而地方可以帮助中央机关有效地与官僚主义傲斗争。一方面，把各地培养的经过战争和艰苦生活考验的新的年轻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增加大批新生力量，帮助中央机关克服因循习气：另一方面，把某些工作人员调离中央机关到地方上工作，他们以县和乡领导者的身份在那里模范地傲好整个经济工作，尤其是通过示范和扶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道路，提供可供效仿的榜样，模范乡或模范县将起到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作用。其次，要培养和调动各地方在经济建设事业中的主动性，尤其是利用交清粮食税后的余粮和利用小工业主要是手工业来发展工农业之间的流转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研究总结其实际经验。再次，在促进工农业流转方面，向资本家学习。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向资本家学习，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和工业，发展工农业间的流转。最后，要竭力帮助广大劳动者，密切联系各阶层劳动群众，不仅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还要从他们中间选拔非党人员。担任苏维埃工作。首先是经济工作。做到这一点。就有助于粮食税政策的实施，也能挖掉小生产者动摇的经济根子。过去因破产、贫困和艰苦的生活引起小生产者动摇跟着资产阶级走。明天就会跟着无产阶级走。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一定会胜利。

列宁在该文中阐明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和实质，标志着在探讨适合俄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是指导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从以余粮征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以粮食税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全面转变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在当时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指导经济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利用市场、外资、国家资本主义等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该书于1921年5月初由国家出版社在莫斯科刊印出版单行本，又发表于6月出版的《红色处女地》杂志，同年被译成德文、法文、英文，刊载于《共产国际》杂志第17期。中译文被收入《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41卷。

列宁（俄语：Ле́нин，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俄语：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布尔什维克党创立者、苏联建立者和第一位领导人。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称他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