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大佛》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悬疑惊险动作片，由张华勋执导，刘晓庆、张顺胜、管宗祥、葛存壮等出演，于1981年在中国上映。

东南亚华侨司徒骏应一个名叫安康的人的书信约请，回国来到乐山凌云寺，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经一个小和尚的引荐，司徒骏找到了安康，原来他是司徒骏的亲叔叔海能法师。他向司徒骏诉说了有关一笔巨额佛财的事。早年，司徒骏的父亲为维修乐山大佛，筹集了一大笔钱财，因而被军统特务郑浩山所害，帮他保藏这笔佛财的好友幺哥，也遭恶霸沙舵爷的毒手。临终，他将佛财的秘密告诉了海能法师。后来有不少人前来探寻佛财， 都被一个怪面人杀害。海能法师正与司徒骏谈话间，忽然发现屋外有人偷听，便中止了谈话。

当夜，怪面人又出现了，强迫海能法师讲出佛财的秘密，法师不从，被挖去一只眼睛。案发后，警察队长翁剑鸣秘密察访，险遭怪面人杀害。这个怪面人原来是郑浩山之子——特务郑翰。

一天，又出现了另一个怪面人，火烧藏经楼，挟持海能法师下山，正遇到郑翰欺骗司徒骏上山。郑翰杀死了这个怪面人，原来他就是小和尚。这时沙舵爷家的女教师梦婕现身，她其实是幺哥的女儿，在暗中保护司徒骏。郑翰死里逃生，投奔沙舵爷，共谋炸毁大佛，觅取佛财。梦婕率众赶来，打死郑翰、沙舵爷。海能法师领着司徒骏、梦捷等人终于找到了佛财——一座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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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筹备

文学剧本于1980年1月在上影文学部完成，上影厂对剧本给予高度评价，却不同意按当初的约定由张华勋执导。张华勋带着剧本的抄件回到北影，北影领导在看完剧本后决定投拍，同时对剧本的修改给出了意见，比如有关地下党的情节（原剧本是梦婕是中共地下党）。当年3月，影片正式开拍。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拍武术片是个禁区，所以张华勋从创作剧本起就很注意武打为剧情和主题服务。拍摄时，在国家体委的协助下，他们安排了多种武术形式，强调真实感，走的路子是实实在在的武术动作，而各人的武器和招数都结合角色的性格和剧情设计。例如佛珠鞭的设计就参考了小和尚的身份。不过，由于拍摄时受到干预，主创造人员最初对武打设计的设想没有能完全实现。

创作原因

张华勋是四川人，对乐山大佛比较熟悉。“文革”中很多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和文物古迹都被看做是“封资修”而遭到销毁和破坏，乐山大佛也险遭被炸的危险。他认为，面对这场劫难有良知的人都会痛心疾首，而“人民创造文化并保护文化古迹”正是他创作该片最初的动因。

当时，他在上影厂完成电影剧本《这不是传说》的修改后，提出自己想拍片的设想，得到朋友们的热情支持，于是编剧组一行四人到乐山和峨眉山考察。听到海通和尚为保护佛财自挖双眼的故事后，张华勋把这个故事移植到自己未来要拍影片的中，而“双目可挖，佛财难得”的誓语与“河山永存，民众之功”的主题后来也在影片中被强调，以表达人们对保护大佛的意愿和决心。

在创作《神秘的大佛》之前，张华勋就感到中国的电影创作存在忽视艺术表现形式的研究和探索，所以，在创作剧本时，他和合作者们就有意识地对表现形式进行探索。

张华勋主张影视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影视工作者心里必须要有观众。本来他们想是石匠与女儿梦婕为主线，着重表现石匠一家的悲惨命运，但考虑到这样跳不出悲欢离合的俗套，群众也不一定喜欢，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在创作剧本时，中国正在上映《追捕》《尼罗河上的惨案》，受此启发，他们又想把影片写成推理片，但那样会把国民党警察放在重要位置，影响对梦婕的刻画和对主题的揭示。经过再三讨论，创作人员认识到不顾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单纯从推理形式上去写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于是，他们决定探索自己的路，根据素材故事的诸要素并结合中国民间传奇公案文学的特点，拍一部神秘、惊险、风光、武打相结合的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影片。

由于剧组是第一次拍摄武打片，缺乏经验，导致在乐山拍的内外景素材镜头零乱，线索松散，画面缺乏张力。因此，剪辑师傅正义在剪辑上下了一番功夫。他和导演张华勋连续多天反复观看素材，设计剪辑方案，探索适合武打片的剪辑手法。针对武打镜头角度、速度、力度缺乏变化的情况，除了要求导演补拍一些空镜外，傅正义从武打动作、画面造型、镜头尺入手，采用了错觉法等各种剪辑手段，解决了剪辑难题。

票房信息

该片成本只有十几万元人民币，却发行了近三百个拷贝，在门票平均二毛五的时代，票房创收上亿元。据广东省统计表明，1981年7月6日至31日，该片在广州放映1229场，观众1152155人次，上座率达85.8%。而6月16日至20日，该片在上海进行第三轮放映时，共放映150场，观众达15655人次，上座率100%。

正面评价

作为国产片中较早的一部武打片和娱乐片，该片曾在国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它毕竟在我国娱乐片的领域中作出了新的尝试。它所勾勒的关于寻找佛财的故事，情节曲折诱人，并具有伸张正义、铲除邪恶的思想倾向。影片的武打设计也有自己的特色，为以后的国产同类影片提供了积极的、有益的经验。（新浪娱乐评）

负面评价

该片并非一无是处，作为对以武打取胜的艺术样式的初次尝试，难免会有种种失误，不必过于苛求。然而，它缺少的或许是来自生活土壤的那种质朴感和发自艺术形象的活泼泼的生命力。如果编导不迷恋于外部形态上的惊险性，不是停留于同剧情内在联系并不很紧密的乐山、峨眉的一般性风光，本来可以向社会矛盾的深处做进一步的发掘。但由于“屈尊”俯就山川览胜和打斗中的刺激性，该片对于旧时代阴暗、丑恶的社会关系的揭露，对生活意义的严峻思考，无形中就被冲淡了。呈现在银幕上的不过是某些牵强附会的旧怨宿仇，使影片原拟揭示的“山河永存，民众之功”的严肃主题流于平庸肤浅的“劝善惩恶”的说教。（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黄式宪评）

《神秘的大佛》于1980年底拍竣，正式上映前，在北京、四川一些的单位进行试映和内部观摩。在内部观摩该片后的一次《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编辑部举办的电影创作、理论座谈会上，与会人士对《神秘的大佛》、《幽灵》、《客从何来》等影片提出尖锐批评。1981年2月，《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电影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批评《神秘的大佛》，其他报刊跟进展开讨论。各种批评就纷至沓来，中影公司也停止了拷贝的制作，甚至有消息称该片会被禁映。针对《光明日报》的文章，张华勋联合梁子勇、傅正义、管宗祥等主要创作人员，写了反驳的文章，却发表无门。在多方反映无果的情况下，张华勋等人只得直接给中宣部、中纪委写信要求澄清事实。最后，该片还是得以正常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