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6期。

《活着》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小说的叙述者“我”在年轻时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在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福贵出身于地主家庭，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经常去城里的一家妓院吃喝嫖赌。他丈人在城里开了一家米行，福贵每次去妓院后都让一个妓女背着他上街，然后从丈人的米行经过，其品行之放荡堕落可见一斑。后来，福贵中了别人的圈套，把家里的田地、房产都输了个精光，于是全家一夜之间从大地主沦为了穷人。福贵的父亲郁闷而亡。父亲的亡故使福贵也清醒过来，决定重新做人。从此，福贵租地度日，他穿上粗布衣服，拿起农具，开始了他一生的农民生涯。不久，福贵的母亲生病了，他拿了家里仅剩的两块银圆，去城里请医生。但他在城里发生了意外：他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

两年后，福贵被解放军俘虏并释放了。福贵回到家里后，知道母亲早已故去，女儿凤霞也在一次高烧后成了哑巴。福贵后来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等时期。在此期间，福贵和亲人生离死别：为了让儿子有庆上学，他把女儿送给了别人，不久，女儿跑了回来，全家重又团圆；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输血，有庆被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夫抽血过量致死，而那县长竟是福贵在国民党军队时的小战友春生。春生在后来的“文革”中经不住迫害，悬梁自尽。

几年后，福贵的女儿凤霞嫁了人，但却在产后大出血中死去。有庆、凤霞死后，福贵的妻子家珍也撒手人寰，剩下的只有福贵和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祖孙三代相依为命了几年后，二喜在一次事故中惨死。福贵和外孙苦根同住几年后，苦根也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幼小的生命。最后，福贵买了一头要被宰杀的老水牛，并给它取了“福贵”之名，艰难而平静地活着余生。

长期以来，余华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余华都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他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说的高尚并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余华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余华，他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余华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所活着。余华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1992年春节后，余华在北京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写作《活着》，秋天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修改定稿。最初的时候余华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余华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余华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就这样，余华十分顺利地写完了《活着》。

徐福贵

福贵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人，他的语言，形态，动作都能够让读者对他的态度发生转变。刚开始的时候，小说是有一个叙述者“我”的存在，通过“我”的讲述，一步步将主人公福贵带到读者面前。初次跟读者见面的福贵，是一位看透生活本质，对生活妥协的老人，以一种超脱，悠闲的形象出现在众人眼中，一个老人在开导一头老牛，后来这位老人向“我”讲述他自己。

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徐福贵年轻时嗜赌如命，将万贯家财挥霍一空，由高高在上的富家子弟跌落到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其父母也由于家业的败落，加上徐福贵的不孝相继死去。徐福贵败光家业，他爹去世之后，他没有办法继续他以前吃喝嫖赌的习性，不得不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从此以后，他疼爱妻子和孩子，找到了珍贵的亲情。由于他是一个四体不勤的家伙，他的妻子家珍和女儿凤霞不得不做了沉重的活。他也尽责，跟家里人过简单、幸福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福贵被国民党抓壮丁进了部队，在那两年的时间里，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但是，两年后，他依然活了下来。后来，福贵被解放军俘虏放回，然而回到家后，却发现母亲已经死了，女儿凤霞因一次高烧后成为了聋哑人。他开始与妻子儿女一起过安稳日子。但祸不单行，他儿子有庆因给县长老婆输血却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去。有庆死时，福贵疯了似的冲出太平间，他哭着、喊着，他抓住过道里的医生，狠狠地砸着拳头，他被体育老师拉开，他挣扎着，他的有庆，一动不动地躺在白布下。女儿凤霞嫁给了一个好心的人家后，没过多少幸福日子，也因难产死了，仅仅留下了外孙苦根。凤霞死后，他把女儿的尸骨背回村，他看着女儿被黄土淹没，似乎又想起了那个被送走又偷偷溜回来的凤霞，他想起了出嫁时那个像极了家珍的凤霞，想起了被邻里夸得红了脸的凤霞。躺在有庆的房间里，他和二喜守着未寒的女儿，哭得天昏地暗。随后，妻子家珍也因长期劳累过度及营养不良而身患软骨病，最终死去。女婿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了。最后，唯一的亲人——外孙苦根，也因豆子吃多而撑死了。苦根青着嘴唇倒在炕上，福贵茫然央求别人去叫叫苦根，摇摇苦根。苦根的镰刀还放在床底下，苦根的牛还没有买来。福贵曾说看着苦根一天天长大，心里就渐渐踏实了，而此时，他用颤抖的声腔说“我老糊涂了”。亲人都死了，只留他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他买了牛，继续种着地，继续活着，一晃，又是十年。

家珍

家珍的出场，伴随着福贵整日整夜的豪赌和彻夜不归。当时她怀着7个多月的有庆，独自一人找到了青楼，“一声不吭地跪在”福贵面前，手气正旺的福贵大骂家珍，让她滚出去，甚至对她大打出手，自始至终家珍只有一句“你跟我回去”。自始至终都是和声细语，生怕福贵不回家。后来，福贵输光家产，家珍也生下儿子有庆。可是好景不长，福贵在给母亲看病的路上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等回到家，母亲早已去世了。家珍及时宽慰福贵道：“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家珍用她的善良的心，感化着福贵。后来，家珍生了软骨病，先是不能下地干活，到最后连针都提不起来。但是她努力地不拖累这个家，不拖累福贵。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家里越来越穷，她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到娘家带回来了救命的一小袋米，挽救了整个家。从这些细节，一点一滴都流露出家珍对于丈夫，对于家庭的无私爱意。

作为母亲的家珍，更是将家庭、将子女放置心间，用自己单薄的肩膀和坚定的信念支撑起家庭。家珍在父亲的劝阻下回到娘家，生下了儿子有庆。原以为再也见不到家珍的福贵，却在半年后的家门口看到了他的妻子和半岁大的儿子。家珍在父亲与丈夫——两个重要的男性之间选择了后者，她用自己的坚持，保全了与福贵的家。随后，粮食歉收、家庭面临崩塌之际，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进城求助父亲。“那些日子她脾气动不动就上来，我不再说什么，看着她慢慢吞吞往城里走，她瘦得身上都没肉了，原先绷起的衣服变得松松垮垮，在风里荡来荡去。”疾病侵蚀和营养不良摧残着她的肉体，却击垮不了她的意志。饥荒肆虐，连开米行的父亲也没有多少粮食，可是她凭借自己对于家庭的执念，换回了父亲的体谅与宽容，也为家里人带回来一小袋救命的米。终于，家珍从父亲“牙缝里挤出”的这袋米支撑着家人维持生计。直至家里收割稻子，他们家庭生活才有所改善。这其中，家珍面临危难的坚韧与不屈服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后来，有庆因医疗事故去世，福贵瞒着家珍不让她知道，怕她受打击，可家珍最后还是发现了真相。儿子的突然离去和自身的软骨病让她心力交瘁，无可奈何。以为家珍撑不下去的福贵准备料理她的后事，借钱打好一副棺材。呼吸日渐微弱的家珍心里惦念着凤霞，此时，母爱为生命增添了更多坚韧的底色，竟又让她起死回生。由此，面对无情的命运，家珍体现出与福贵不同层面的容忍心理，在一定意义上，福贵的坚韧是麻木的、无奈的，而家珍的坚韧则流露出积极的、温情的一面。

家珍在有庆死后的表现令读者动容。县长春生来看望家珍和福贵，还带了200元作为补偿。在那时，两百块已属巨款。可是家珍不但毫不留情，反而怒骂福贵：“你儿子就值两百块？”她的愤怒使她完全出离于贤良淑德的形象。后来春生又来了两次，她都没有让春生进门。在家珍的心里，县长的地位和200块钱是无法和有庆相比的。在经历丧子之痛后，她向痛恨之人发出强烈的愤怒声。家珍作为一个女性不再隐忍敢于发声，在男权与命运面前，她为自己的痛苦寻找一个发泄的突破口，对权威的抗争可见一斑。但后来，当春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而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向他们来做最终的告别。在生死面前，家珍内心的温情和善良让她嘱咐春生：“春生，你要活着。”“你还欠了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此时，家珍正以自身的善良、德性、高尚对抗生命的不公，这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作者借此逐渐把女性的抗争精神升华至新的高度。

凤霞

凤霞是福贵的大女儿，在福贵被抓去当壮丁的时候，因为高烧变成哑巴。她比同龄人承受着更多的不公平。为供有庆上学，福贵把她送到别人家，她看不到朝夕相处的弟弟，看不到默默流泪的父亲和依依不舍的母亲，一个人在城里忍受着孤独与煎熬。闹饥荒的时候，她挖到了一个珍贵的地瓜。可是因为无法言语，竟被村里的王四污蔑是她抢了王四的地瓜。但是，凤霞遭遇着不公平的对待、承受着苦难的同时，坚强地活着。此外，作为女性，她还承受了男性所无法承担的分娩苦痛，生下苦根后大出血而死。凤霞的一生是饱含对生活的期望、信心与坚守的一生。

有庆

有庆是徐福贵的小儿子，从生下来就经历穷苦的困扰，但同样也是善良又淳朴的孩子。有庆10岁光景，又要割草喂羊，又要赶上学，每天来回几十里，他的鞋底很快穿了。福贵骂他：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孩子不敢哭，以后走路，鞋就套在脖子上，光脚丫跑，到了学校里或者回到家才穿鞋——这样无意当中练就了快跑能力，后来在学校体育课大出风头，而便有了后来又抢着去输血的事情。

某天有庆学校的校长，她是县长的老婆，生孩子大出血，教师就集中学生在操场上要他们去献血。学生们很踊跃，跑去医院。有庆跑第一，但老师说他不遵守纪律，不让他献血。但是其他同学血型不对，有庆又乖乖地认错，所以就被允许抽血。“抽一点血就抽一点，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儿子的血就不停了。抽着抽着有庆的脸就白了，他还硬挺着不说，后来连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着说：‘我头晕。’抽血的人对他说：‘抽血都头晕。结果有庆脑袋一歪摔在地上，医生才发现心跳都没了。”

二喜

二喜是凤霞的丈夫，偏头，是个城里人，搬运工。二喜为人老实，为了福贵的一句话，因为要让凤霞结婚时喜庆点，花了大价钱来给凤霞撑场面。在结婚后，与凤霞很恩爱，但在凤霞死后，精神一直不好。活着都是为了他和凤霞的儿子苦根，最后因为工地事故被两块石板压死了，临死前只叫了一句：苦根。

苦根

二喜和凤霞的儿子，生下来母亲就死了，开始一直是二喜带着，二喜死后，福贵带着他。因为穷困，没有吃多少好的东西，有一天生病，福贵给他做了很多的豆子。可没想到，因为穷，他连豆子都是很少吃的。因为福贵的粗心，苦根被豆子活活的撑死。

“我”

小说中最先出场的是“我”——采风人。“我”一上场便是介绍自己的年纪（比现在年轻十岁）、工作（去乡间收集民歌）以及爱好等，让读者产生一个先入为主的念头：采风人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是，笔锋一转：“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接下去，就是以老人——徐福贵的视角讲述他这一生的故事。

在《活着》中，“我”作为一个采风人共出现六次，其中除了第一次介绍自己是一个民歌的采风人占据五页篇幅之外，其他时间采风人出现的篇幅都只有一两页，大多数时间只是作为福贵的聆听者的角色出现。采风人“我”碰到福贵时，年纪不大，小说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岁数，只是以“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这位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我”这些语句来介绍，但是，读者也可以在其第一次的自我介绍中猜出，这应该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哥儿。小说的巧妙之处恰恰也在于余华并没有明确指出“我”就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而是通过情节的展开，从“我”跟村人的日常交流对话以及“我”的一些小趣事儿中慢慢显露出“我”的年纪。

苦难主题

苦难是余华小说的一大主题，《活着》中福贵的一生承受着巨大的苦难，父亲粪缸上掉落摔死、母亲重病身亡、妻子生病而死、儿子献血过多而死、女儿产后大出血死亡等等。《活着》的名为活着，但实际上所描述的是一件件死亡的故事，亲人的不断离开为福贵的一生带来了不间断的苦难。作者将所有的灾难全部集中在福贵一人身上，更能够引起读者对福贵的悲怜，震撼读者的心灵，越是描述主人公的苦境，越能体现出活着的意义和本质。面对不间断的苦难，福贵找到了缓解苦难的方法，那就是“忍受”忍受亲人的离去留下的悲痛，以忍受的方式不断与死亡抗争，只为了活着而活着，这是一种使命。作者想要传达的是生命中不存在幸福与不幸，生活就是静静的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了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生命的一种状态，人只有活着才有资格去经历，在死亡和苦难面前，我们要敢于直面，这也是生的一种使命，感受人生的辛酸苦辣，这就是活着。作者余华使用朴实的语言为读者讲述了福贵艰难的人生，在文本中福贵不断的遭遇苦难，为了活着顽强的挣扎着，我们在福贵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力量，福贵生存的力量来自于生命力和生活中点滴的温情，这些都是支撑福贵面对苦难坚韧不屈的力量。

荒诞主题

《活着》的死亡带着一种荒诞的气息。在小说中，福贵的儿子被拖着去救生孩子的县长夫人抽血至死，外孙是吃豆子撑死的。这些人的死亡都是无意义的，可不是没有缘由的。福贵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败落和奢靡，50年代的战乱将息，百废待兴，60年代的战线混乱。在物质和精神严重匮乏的年代，外孙吃多豆子撑死了，在饥荒年代人们因过度饥饿，见到食物无法控制，最后噎死。看似荒诞滑稽，可正是这样的社会扼杀了无数人的生命，要么饿死，要么撑死，这是时代的悲剧。福贵的儿子因救县长的妻子输血过多而死，这样的“官本位”的意识，没有人权，没有自由，人民是达官贵人的奴仆，可任意指使甚至剥夺其生命，如此大环境下，普通个体无法生存。福贵一家，福贵是唯一的幸存者，历史的暴力，社会的暴力“吃”光了他的家人。在荒诞的大环境下，他学会了如何“活着”。中国人有一些生存的智慧，就是平静、安定接受，接受的是大地所赠予的脚踏实地，对生活的苦难和荒诞的默默忍受。由此可见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面对荒诞、苦难的生存智慧，可是也透露中国人面对生命时的无奈与软弱。

命运抗争

在《活着》中，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不在于追求活着的意义，只关注“活着”本身。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福贵在面对生活的苦难和不幸命运时展现出超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而支撑他活下去的正是人性中的基本感情。余华通过真实淳朴的语言概括了人活着这一过程的全部意义和终极追求，这就是.《活着》带给人们的启示、感动与震撼，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

人道主义

《活着》是一部关注人生苦难及苦难中生命个体生存意义的写实作品。对于在极限生存状态下的生命个体为什么能活着，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小说《活着》给在苦难与不幸境遇中仍能活着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参照样本，从而透视出人类千百年来面对种种人生苦难仍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余华在充满苦难的生活中深刻地勾画着生之坚韧与生之乐观的复杂图景，在作品中以极大的温情细致地描绘出了种种人生悲情、磨难，同时又以激烈乃至“残酷”的形式表现出人在面对厄运时极为强烈的生存欲望。《活着》激起了读者逼真且亲近的记忆，然后又将人物推向极端的生命体验进而挖掘人性深处的闪光点，在这里普遍与极端的生命经验相结合构成了作品的现实感与文学性，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又对自身现实进行联想和反省，最终领悟到崇高的精神力量和温暖的人道主义情怀。

象征意义

余华在《活着》的后半部分描写了一头牛，这头牛是在福贵的家人全部离开他之后买回家的，一头毫无用处即将死去的老牛引起了福贵内心的触动，就是在这头牛身上，福贵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吃尽了苦头即将暮年的老牛，这也正是福贵的写照；一个毫无用处、干活已经很吃力的牛，这也恰恰是福贵遭遇的困境；一个人人都认为即将老到死去的牛却奇迹般的又活了十来年，同样福贵也是这样。这头牛所象征的就是福贵，更是象征了这千千万万受尽苦难却依然盎然挺立的人民，在老人回忆的一生里先后经历了中国最特别的历史时期，可以说每一段都是使人民饱受磨难，《活着》中讲述的是一个“死去”的故事，从福贵的家人到朋友再到千千万万并不认识的同胞，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使整部小说变得灰暗，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在那个灰暗的时代，在人们相继死去时，一定也还有很多国人像福贵一样，凭借超人的忍耐力活了下来，活过了所有人，这也使小说闪耀着的人性光辉。

叙事结构

《活着》的成功，其关键因素在于连余华自己都意识到和表达过的叙述角度的调整。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两个叙事结构的嵌套和绾合：“当下”的民间歌谣采风者“我”遇到老年福贵——听他讲述自己过往人生经历和故事，并成为福贵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听故事者、记录者和转述者，但又不是以旁观者角度和第三人称叙述福贵的故事。作家和隐含作者让福贵在第二个叙事结构、也是《活着》的主体小说叙事里，采用福贵的第一人称叙述，作家和隐含作者都不过多甚至尽量不做主观性介入、不做叙述干预。尽量让小说主体叙事——福贵的人生经历和故事，以福贵的视角和眼光以及叙事声音，进行原生态呈现——这当然是小说叙述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余华终于能告别自己先锋文学时期写作，告别“虚伪的形式”。

质朴语言

《活着》的叙述语言至简至朴。这是余华刻意追求的语言效果，他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说时表示小说里的福贵的设定，是一个因为是地主家儿子念过三年私塾但仍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根据这种身份设定，又因为小说其实就是他在讲自己的故事，所以他在讲述自已的故事的时候应该是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如此谨慎的用语源自余华对写作语言的严格自我要求，表示对语言只有“准确”这一要求，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的就应该学习鲁迅核能一样语言，简洁却有力，使语言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叙述语言的简单与质朴，使得小说真实易懂，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的心里距离，加深读者的代入感，容易产生心理共鸣，至简的语言却意蕴深刻，这是小说跨越了读者的年龄限制，获得下至中小学生，上至耄耋老人阅读喜爱的秘诀。

现实书写

《活着》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一部充满个人记忆与个体经验的中国当代历史，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民间故事却仍然给人一种很现实的感觉，而这种现实感又恰恰成为联通作品深层思想与读者内心感受的关键。首先，这部作品提纯了人生中最简单、最普遍也最完整的一个经验模式，那就是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作品中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从富贵到贫穷，从赢到输，从恶向善的过程，几十年间他的身体受尽苦难与折磨，在精神和情感上也经历了可怕的炼狱。作品对历史的时间和细节进行适当的删减以此淡化了意识形态色调，在这里，人物被还原为一个纯粹的生存着的个体，历史也被抽象成命运偶然性和人生苦难境遇的一种形式，使得主人公福贵苦难悲痛的人生故事、纯净高尚的灵魂和乐观豁达的生存态度得以彰显。这样，福贵所经历的命运无常和苦难磨炼就不仅仅是对中国当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劳苦农民一生的浓缩，更是对人类普遍的人生经验进行深度概括与提纯。

1994年，《活着》获得香港“博益”15本好书奖。

1994年，《活着》获得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

1998年7月，《活着》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2002年，《活着》获得第三届世界华文冰心文学奖。

2018年9月，《活着》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2018年10月19日，获得“2018年中国版权金奖——作品奖”。

《活着》同时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与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

1994年，改编自该小说的同名剧情片《活着》上映，由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等主演，并在在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等奖项。

2005年12月16日，改编自该小说的电视剧《福贵》首播，由朱正执导，陈创、刘敏涛、李丁等共同主演。

2012年9月4月，改编自该小说的同名话剧《活着》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由孟京辉执导，黄渤、袁泉主演。

余华《活着》持久畅销广受欢迎的关键，就是写中国人“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苦难”是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善良”是作家、读者和体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模拟农民的角度看共和国史，虽然无数灾祸、很多危难，但是家人没有背叛，道德没有崩溃。凡是人民自觉而且长久喜欢的作品，总有其正能量。（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评）

余华为自己的《活着》所写的“前言”，道出了作者本人对这部小说所构思的“理路”和“概念”。他讲了很多道理，作家和现实的关系等等，最后落实到他听美国民歌《老黑奴》的感受：“家人都离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所以他写了《活着》，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评）

《活着》“是一部让人感动的寓言，它所揭示的绝望与地狱式的人生，便成了一部真正的哲学启示录”。与余华有着相同历史处境的书写者人数众多，只有余华写出了《活着》——历史处境只是作家写作的一个条件，《活着》能够绽放出经典小说的光泽，最终有赖于余华的叙述才华和他独有的既复杂又简单的文学气质，有赖于余华卓越的个人才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评）

《活着》，我将之解释为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故事”——即豪门落败的故事，一个如此简单的故事缘何催生出了丰富而近乎无限的意蕴，一个俗人的一生为什么如此令人感动，那就是缘于这个故事的形构，冥冥中与中国古代的那些因果轮回的故事有了完美的嵌合。前半生的罪恶要靠后半生的苦难去赎偿，这种俗故事中苦难所蕴含的哲学意味，被余华巧妙地利用并且放大到了极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评）

《活着》是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一个出版奇迹，也是当代文学阅读史、接受史上的一个作家作品个案的影响力奇迹。这与该小说中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叙事嬗变有关，即余华在小说中几乎完全废止了传统意义上的心理描写。其中暗含了传统的心理描写在当代小说叙述中遭遇的困境和所发生的嬗变——由“心理性”人物观到“功能性”人物观的叙事演变。由此，《活着》不仅标示着余华小说创作的重要叙述转型和成熟，而且成为标示着中国当代文学经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先锋派文学转向后来的90年代甚至波及新世纪的文学发展和转向的文学转型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艳评）

《活着》出现之前，“新写实”小说已经广为人知。《活着》出现之后，“新写实”的模板才诞生。新写实强调写生存，注重生存的本相。《活着》是关于生存状态最零度最本真的书写，这篇小说摆脱之前主流文学话语对生存理念的影响。小说通过书写一个地主家族的衰落，叙述了一个又一个亲人死去的过程，与死亡对应的是社会生活面貌的变化风云。作品以冷静、幽默的笔法，和命运的残酷和诡谲，呈现了一个人遭遇无尽痛苦后活下去的勇气和毅力。主人公富贵，它可以作为中国普通百姓面对生存艰难的象征和缩影。这部小说在中国写实主义的维度上创造了一个零度叙述的可能空间，作家与人物的距离的隔离效果堪称典范。（文学评论家王干评）

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接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从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美国《时代》周刊2003年11月9日）

《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与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在余华的笔下，人物在动物本能和人性之间的苦苦挣扎。余华加诸于叙述的那种冷酷的意志，使小说超出了常轨。（《华盛顿邮报》2003年11月2日）

余华没有煽情。每一个沉重的悲剧都是痛苦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孩子死去般的麻木力量。偶尔有轻松、优美、善良的时刻……《活着》是一次残忍的阅读。余华不遗余力地展示误导的命运如何摧毁人的生活。（美国《西雅图时报》2003年11月28日）

余华的风格简洁而有力，直抵人心。小说的结尾令人难忘，唯一活着的老人福贵给他的老牛也取名叫福贵。叙述者看着老人和老牛在暮色苍茫中慢慢消失，留下他独自一人：“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活着》以简单的美丽和朴素的力量，同样召唤着读者。（美国《明星论坛报》2003年10月12日）

小说在历史动荡的背景上以貌似冷漠的语调，织就了一幅人性的挂毯。其冷静的风格使读者与福贵同甘共苦，当好运垂顾他时，我们会欣然微笑，当他遭受厄运打击时，我们又会黯然神伤。悲剧总是接踵而至，令人无法喘息，一个作家甚至因此称《活着》是“中国的《约伯书》”。（合众国际社2003年8月19日）

《活着》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叙事也很朴素。余华的力量就在于他的人物塑造和描写方式：要让读者自己去窥探那些生活与他们如此不同的人物的心灵，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小角色和风景的描写，也是寥寥数语就熟练勾勒出来了。（《亚洲书评》2003年9月6日）

老农民福贵遇到一位游客，并由此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这对那永恒的中国时代老百姓生活的成功描写正是得益于中国新浪潮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余华。（法国《快报》1994年5月28日）

人们还记得余华的小说尖锐、有思想，如《活着》或《许三观卖血记》。他擅长于描写进退两难的心理，把主人公置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他是位有抱负的作家，喜爱驳斥和间接描写。他既有海明威又有司汤达的风格。（法国《世界报》2008年5月9日）

作为医生之子，余华放弃了牙医的电钻而投身于写作中，因为一系列翻译而闻名于外，其中《活着》这部新现实主义小说……余华在创新上给予了我们后奥运中国的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重复对我们说，这个四十八岁的同志没有展现中国最美好的一面。对极了！但是这也该是文学从“无产阶级专政”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蒙特利尔《义务报》2008年7月12日至13日）

余华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活着》讲述了一个男人的人生，他跨越了中国从国民党到后毛泽东的时期。这是余华第一次用这部小说来讲述个人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的命运。（《卢森堡日报》2008年6月25日）

余华在《活着》中描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全貌……它以福贵的口吻讲述了二十世纪中的中国史……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典范。（西班牙《阿贝塞报》2010年5月10日）

《活着》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生活，尤其是如何在困境中求生的理念。这是一部描绘二十世纪中国惨淡生活的作品……这部小说是一首对于一个无线匮乏的年代的赞歌。主人公虽然有着种种恶行，但是在“文革”的大背景下还是学会了如何生活。（西班牙《今日报》2010年5月5日）

余华采用了主人公福贵自述的方式，福贵生动的日常化语调及其对命运的屈服，向人们展示了将苟活作为唯一生活目标的状况，使作品显得更深刻。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过去五十年的历史类似于《幸福的汉斯》的变形，因为不仅财富越来越少，人们也迷失在日常生活中。（瑞士《Neue Mittelland Zeitung》1999年1月19日）

因为古老文化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和多彩的图画，这个感人的中国人的生活故事让人信服。在残忍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背景下，主人公的生活勇气令人惊讶：这是一部特别的小说，一部既能使年轻一代也能使年长的读者感动的震撼心灵的小说。（瑞士《Schweizer Bibliothekdienst》1998年3月）

人们对于电影的信赖极大地减少了阅读小说的乐趣。相反，关于语言的，优美诗篇的激情通过阅读得以保留。阅读这本小说是一项极大的成就……福贵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晚年只能同一头老牛度过，作者对于这种生活艰辛的描述却是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平缓语调。“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这是福贵对自己的评价。读者可以把这当作余华铺设的情节和语言方面的线索。（奥地利《普通报》1998年3月20日）

余华以简单而强烈的笔触饱含感情又理智地讲述了有关生活和意志的一出悲喜剧式的寓言，并且成功驾驭了这种写作方法。出去作为背景的家族史，作品附带的描写中有对中国革命社会、意识蒙蔽和政治宣传的批判。（德国《基尔新闻》1998年3月12日）

这部小说给出了有关生活的感人的观察，除去一切距离生活仍是可接近，可见的。有些人类的常理在所有地方都一样。当我们自然地向他人告知某事时，可以越过国家和种族的界限互相理解。余华正是进行这种坦诚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他完成了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德国《每日镜报》1998年7月5日）

因为它是文学作品，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因为作者这样富有同情心地叙述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的历史，能够给人以安慰，因为我们从农民福贵身上获得的安慰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本书的价值无法用任何评论的词语来形容，“伟大”这个词在这本书面前也显得渺小。（德国《柏林日报》1998年1月31日）

这部小说把我们带到了中国，从欧洲的视角来看，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的人，一般会拿起报纸阅读相关的信息。如果这本书只是以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为目的，对读者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我们不只是期盼获得有关人种学和社会的情况。我们希望了解我们能够理解并追寻的一段历史和人类命运。小说作家余华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为传统的读者提供丰富的人类历史，没有忽视好学的读者。（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8年8月13日）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故事，穿越了中国五十年的历史；这五十年打上了为个人生活，为变化的政治身份而斗争的烙印，在读者面前以举例的方式展开：既有关于各种恐惧的图景，也有田园生活和骚乱。余华这部被当做流浪小说的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展示了成为历史的玩物和个体，历史表现出讽刺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斗争通向紧急状态和损失，也通向死亡和魔鬼。（《北德电台》1998年7月16日）

这是有关过去的五十年中国历史中福贵的复杂而悲惨的生活。中国变换的历史为这部感人但并不感伤的小说提供了背景，小说的主旨是超越政治的生活意志的胜利。（德国《音乐》杂志1998年9月）

福贵单纯的世界观在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后，仍然奇迹般地保留下来。中国的战争，“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给个人带来的后果被福贵看作无名的命运的打击，读者如果不相信类似讽刺和陌生化的更高的手法，应该佩服化解了困难，在晚年落寞的生活图景下孤独的，但并不寂寞的主人公：这就是“活着”。（德国《日报》1998年6月19日）

对于一个家庭不同时代确定的：命运不幸进行了小心翼翼的、无名的倾吐过后，作家余华并没有退缩，他仍然从事着有关处于衰亡阶段的统一的人生及生活本身的传说的续写。（《新苏黎士报》1998年6月19日）

《活着》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6期，后于1993年1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后在国内外有不同再版。

1994年6月，《活着》由博益出版公司在香港首次出版；10月，由麦田出版公司在台湾首次出版，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德国

1992年，德国外交部长金克儿访华，在北京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德国对华政策开始明朗，两国文化交流也随之冰消雪融。得益于此，同年德语版Leben！（《活着》）在Klett一Cotta出版公司出版。译者乌里希·考茨（Ulrich Kautz）把《活着》看成是作者从底层视角来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种尝试。这是余华最早的外文译本，之后，《活着》分别于1998年由KLETT-COTTA出版社再版，2008年由BTB出版社再版。

法国

1994年1月12日，中法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政治和平促进了两国文化的频繁交流与融合。1994年，Vivre！（《活着》）在法国袖珍书出版社（Le Livre de poche）出版，此出版社价格亲民，大大促进了《活着》在法国的传播。2008年，法国大众文学出版社再版《活着》法文本。

韩国

自1992年中韩建交后，不断开展高层往来，双边文化交流硕果累累。1994年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了年度交流计划。在双方政府的推动下，中韩文化交流计划顺利执行。电影《活着》于1995年5月在韩国上映，片名改为《人生》。1997年6月20日，白云淡的韩译本《活着》由PRUNSOOP出版社出版。2007年6月28日，白云淡再次翻译《活着》改正版并在同家出版社出版，出版公司将名字改成了《人生》，这与电影《活着》的韩文名字一致。与1997年译本相比，此版本更受欢迎，多次进入韩国畅销书之列，十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较好的销量。电影在《活着》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意大利

1997意大利在京举办“今日意大利”大型展会。同年，Donzelli出版公司出版意大利文版《活着》，意大利的共和国报（1997年7月21日）刊文说：“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但它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活着。”1998年，《活着》获意大利第十七届格林纳一卡佛文学奖。2009年，Feltrinelli出版社再次出版《活着》。

日本

2002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双方举行了多次交流会议，为加强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3月，日译本由角川书店出版，译者为饭冢容。3月22日，同名电影也在日本上映。日译本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语言特色和叙事艺术。在对特色文化词汇的翻译处理上，译者按照规制文化、指示文化、喻示文化分类，指出中国特殊的规制文化则采用逐字翻译并加注释的方法、称呼采用同化、固有名词采用异化、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则灵活使用同化与异化的翻译方法。

越南

在2002年到2004年期间，中越两国先后有5次互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全方位合作朝深层次迈进。鉴于此，在越南，《活着》已有2002年和2004年两个越译本不足为奇。《活着》（2002版本）是根据《爱》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小说译成的，由越南文学社出版，译者为武公欢。武公欢先生在中国辽宁工作期间，曾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书中描绘的大跃进等情节深有体会，因此决定把《活着》这部鼓励人们坚强活着小说翻译介绍给越南读者。《活着》（2004版本）是由阮元平从中文版《活着》单行本翻译而成的，由通讯文化出版社出版，内容比2002年的版本更全。

美国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历史观念不同等原因，《活着》英译任务艰巨。Michael Berry（白睿文），加州大学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白睿文以自己的爱好为标尺，基于对原作的喜爱，1996年，白睿文翻译了《活着》，在翻译过程中十分注重传递原作文化语境中的思维习惯、历史习俗以及宗教文化等文化意象。翻译完成后，他联系了十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2002年左右，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三十周年之际，在中美关系充满希望的一年，当年拒绝白睿文的世界最大英语商业图书出版集团兰登书屋的一位主编主动联系他，想要出版《活着》的英译本。终于，2003年8月，《活着》英文译本To Live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首次出版发行，精装本310页，久居美国图书排行榜榜单前列。此后，余华的多数作品都由兰登书屋子公司出版，该出版社为世界最大的图书出版集团，利用良好的品牌效应以及强大的营销网络为余华作品英译本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白睿文对《活着》的再现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上他成功的再现了原作中的语言形式，在文本结构和人物刻画上与原作保持一致。在微观层面上，完美体现了原作蕴含的中国式人生哲学，同时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翻译文中特定的文化词汇，不掺杂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

余华，中国当代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60年4月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2014年）、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2018年）、意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文学奖（2018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