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痕》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李文化执导的剧情片，由李仁堂、谢芳主演，于1979年在中国上映。

“四人帮”被打倒后，省里派出一位新县委书记朱克实来金县工作。当时金县代理书记秦刚正在医院养病，县委的实际工作由县委办公室主任张伟和县委副书记许飞雄等人主持。朱克实到金县后，秦刚马上从医院出来交接了工作，可是以张伟为首的帮派小集团却不甘心交出实权，他们故意设下一项庞大的土石岭工程，以便缠住朱克实的手脚，使他不能开展正常工作。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朱克实了解到土石岭工程既费财力又费人力，且不能马上受益，很不受群众欢迎，起码不适宜在此时兴建，提议让工程下马。但是，他的意见遭到许飞雄的反对，双方矛盾正式展开。朱克实还了解到，原县委书记曹毅的自杀案有可疑之处。曹毅在“文革”中自杀，妻子孔妮娜疯癫多年，独生幼子曹坚坚流落街头，被“牛鬼蛇神”陶陶乐收养。朱克实从陶陶乐和一些群众处发现情况非常复杂，根据党中央的干部政策，他恢复了原公安局长吕明远的职务，两人互相配合展开调查。他们首先查明县水利技术员魏新的妻子——县医院大夫苏婉并非死于车祸，而是被张伟等人杀人灭口。在朱克实启发下，魏新明白了妻子的遗言，从照相簿里找到了曹毅的死亡鉴定书，证明曹毅是被张伟、许飞雄等人害死。张伟得知罪行暴露，畏罪自杀。朱克实为曹毅平反昭雪，孔妮娜也结束了五年装疯的痛苦生活，与儿子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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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泪痕》的剧本原名叫《新来的县委书记》，是北影厂向山西作家孙谦、马烽组的稿。稿件组来后，虽然得了厂内的赞扬，但当时外国影片大量涌入，北影厂的一些同志担心该片拍出来后没人看，建议项目下马。这时，北影厂的领导坚持为八亿农民服务的方向，排除众议把片子推上去。

二度创作

拿到文学剧本后，北影厂领导、编剧和导演一起研究了剧本，对于分镜头本取得共识：剧本写的是县委书记如何发扬革命传统，大兴实事求是之风，不能搞成公案戏，必须严格按照剧本提供的线索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但创作分镜头本也不能依葫芦画瓢，必须进行二度创作。

在此基础上，导演李文化确定了创作原则：要表现主人公朱克实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但不能一头扎进案子里；要写好几个农民和几个干部，不能让朱克实当光杆司令。虽然曾考虑过影片可以拍得散文化一些，但李文化认为，中国观众希望电影有戏剧冲突，故事有悬念才能让他们坐得住。至于影片如何设置“悬念”，他决定紧紧抓住中心事件“曹毅之死”。原剧本前半段还有一段“严修文翻案”的重要剧情，为了适应观众的观赏习惯，防止剧情松散，他和编剧再三讨论后，决定删除严修文这条线，在分镜头本中将相关人物合并，以便使事件更集中。

在具体设置影片的“总悬念”上，当时有人建议影片以苏婉自杀开头以引起观众兴趣。李文化认为这个方法固然有可取之处，但观众注意力应该放在朱克实怎样恢复共产党的传统、大兴实事求是之风上，而非“谁是真凶”的情节中。主创人员讨论再三，决定把戏放在曹毅妻子孔妮娜身上，把“孔妮娜发疯之谜”作为贯穿始终的悬念，引出曹毅案件，而解开这个谜，也就找到了解决曹毅案件的钥匙。

角色塑造

在朱克实扮演者的人选上，编剧和导演一致认可李仁堂，因为他出身地方剧团，经常下乡，做过农村工作，气质与朱克实相近。在表演方面，主创人员与演员进行了研究，确定要牢牢抓住一个“土”字，表演的原则是：真实、生活、自然、质朴、含蓄。为了衬托朱克实的“土”味，在造型上，主创人员为他设计了介于光头到寸发之间的发型，服装是洗得发白、袖边磨飞了的干部服，里边是白土布对襟上衣，脚上是粗线袜子圆口布鞋，还设置了小烟袋这个道具，帮演员找感觉。

该片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展示广阔的生活画面，概括一个历史阶段的复杂斗争时，脉络清楚，有条不紊，显示了编导的艺术功力和雄厚的生活基础。该片的艺术力量还在于敢正视现实，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罗艺军评）

该片的题材无奇特之处，如果处理得不高明，很容易流于老套，但该片却在一般化的题材中做了深入的开掘，在创作手法上起伏跌宕，迂回曲折，因而自始至终如磁石般地吸引观众。该片设置的悬念和影片的主题及其确立的主要矛盾紧紧相连，体现了编导的高明之处。在人物语言方面，创作者提炼出具有浓郁生活气息、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语言，使它真正成为刻划人物性格的强有力的手段。该片的细节描写独特、经过精心选择，所以使人感到深刻、动人。（《电影评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