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叫《晨钟报》的一共有两种报纸。抗日战争前中国资产阶级政团研究系主办的日报，实为《晨报》，《晨钟报》为最初的名字。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在济南也创办了《晨钟报》。

《晨报》，抗日战争前中国资产阶级政团研究系主办的日报。初名《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众议院议长汤化龙等在北京创办《晨钟报》，本日创刊发行。《晨钟报》为日刊，系研究系的机关报，每月由汤化龙供给2000元左右的津贴。由梁启超、汤化龙等主持，主要撰稿人有胡适、蒋梦麟、张申府、丁文江等。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时，曾得到过汤化龙的资助，因而被邀请担任该报第一任总编辑，刘道任经理。李大钊为该报的创刊号撰写了《本报立言旨趣》和《晨钟之使命》，但因思想同汤化龙等研究系不和，只工作很短时间便辞去了职务。

1918年9月，因刊载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消息被北洋政府封闭。同年12月，改名《晨报》继续出版。1919年2月7日，宣布将副刊性质的第7版进行改革，使之成为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园地。此版在李大钊主持下，发表许多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专著。1920年起，此版逐渐把主要地位用来提倡新文学。1921年10月12日，第7版正式定名为“晨报副刊”（也称“晨报副镌”），4开4版，单张发行。曾发表鲁迅的《阿Q正传》。当时同“觉悟”、“学灯”《京报》副刊一起，被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四大副刊。《晨报》于1926年后依附奉系军阀。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一度停刊。1928年8月5日，由阁锡山操纵出版，改名《新震报》。阎锡山撤出北京后，恢复《晨报》报名。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便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前夕停刊。

在报纸的创刊号上，和许多热忱的爱国者一样，李大钊写道：“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而“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李大钊将振兴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说“中华自身无所谓命运也，而以青年之命运为命运”，“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热切地期待着“振此‘晨钟’”，“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大钊写了许多以“青春”“青年”为关键词的文章，例如《青春》《〈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建》《新生命诞孕之努力》《奋斗之青年》，这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声气相通的，更与他初次进京时的幻灭、忧虑形成鲜明的对比。

济南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使更多的有识之士觉悟起来，加入到革命工作中来。1923年8月2日，济南电话局泺口领班汝仲文在中共济南支部的推动下，创办《晨钟报》。王翔千、王尽美、王用章等共产党人支持并参与该报工作，使该报带有鲜明的革命性，成为济南革命宣传中的又一阵地。

汝仲文曾是济南电话局的一名接线工人，后调到泺口任领班。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参加运动，是泺口镇北商学联合会的实际负责人。运动中有一人非常积极，名李容甫。其兄是安福系分子，他因兄长关系住在昌言报馆内，但与其兄意见不合。有人暗中怀疑李容甫是安福系分子。李容甫为表明心志，下决心攻打昌言报馆，遂率众将该报馆捣毁。遭到镇压后，李容甫逃往泺口其岳父家躲避。汝仲文与李容甫经常见面。他们经过多次研究，认为反抗军阀政府的活动必须继续进行，但可以从宣传方面下手，于是有了创办一份报纸的初衷。

但做成一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直到1923年上半年，报纸还未办成。1923年，王尽美此时已从山海关回到济南，继续领导山东的革命活动。由于五四运动中与王尽美、王翔干等人相熟，汝仲文、李容甫就创办报纸一事向王尽美、王翔干等人请教，得到王尽美等人的赞赏和支持。报纸取名为《晨钟报》，有唤醒民众之意。并商量分工，李容甫任社长，汝仲文任营业、筹款，王翔千任编辑，方子英（时任大东日报馆排字工人，有组织关系）负责排字。汝仲文筹集了部分资金，租定济南经二路纬四路7号楼上三间房子，《晨钟报》创办工作开始启动。1923年8月2日，《晨钟报》第一期正式出版，该报同仁与王翔干、王尽美聚餐于《晨钟报》三楼，怀着兴奋的心情庆祝该报的诞生。

《晨钟报》是一个四开四版的小报。据汝仲文回忆，创刊词有一句话令他记忆犹新：“济南替人民说话的报出来了。”该报公开出版，日发行量达到600份。开始时，报社工作由李容甫主持。但由于困难重重，1923年两个月后，李容甫主动让贤，由汝仲文任社长。汝仲文上任后，首先面临的是印刷问题。由于经费得不到及时保障，印刷所不愿为他们印制。汝仲文曾先后联系商务部下属印刷厂、山东日报印刷所，但都仅维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汝仲文托关系在印刷局找了一台机器，才彻底解决了印刷问题。

山东封建军阀张宗昌督鲁后，对《晨钟报》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非常畏惧，多次派军警到报社寻衅，逼得报社三次迁址搬家，终于在1925年8月15日将其查封。

尽管从一诞生就困难重重，但《晨钟报》创刊不久，即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3年11月，王振翼来济南指导，在向团中央的汇报中，他如实汇报了济南党、团员的努力，山东良好的革命形势，并特别提到了《晨钟报》。他说到：“学生分子现在无论做任何事都与我们商议，这是由于我们同志努力宣传做事的结果，尤以我们同志主编的《晨钟》效果为著。”

王翔千在他1950年写的履历表中写道：《晨钟报》“系小型通俗报，但注重政治和社会问题，不采低级趣味作风，经王尽美参加领导，为本党宣传时较多。在当时山东为仅有的进步言论……经多次反动军阀的压迫及变乱后，原稿散失，事后搜集竟不能得”。

在《晨钟报》创办过程中，王尽美亲自为该报撰稿，并且参与编辑排版，夜晚参与印刷，白天帮着送邮局发行，有时还亲自上街卖报。在山东省诸城市档案馆保存的王尽美档案里，有一块《晨钟报》的报头模具，是王尽美当年办报时用过的，记录了王尽美为该报倾注的心血。

该报大量报道工人和各界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不久又创办了星期日副刊《钟声》，王尽美写的许多社论和重要文章都在这个副刊上发表。《晨钟报》的《钟声》果如其名，它响彻齐鲁大地，唤醒了许许多多青年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促进了他们思想的觉悟，使更多的人走上了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