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镜秘府论》中国古代文论史料。撰者日本僧人遍照金刚(774～835)，俗姓佐伯，名空海，遍照金刚是其法号。

撰者日本僧人遍照金刚(774～835)，俗姓佐伯，名空海，遍照金刚是其法号。公元921年追封为弘法大师。他生活在日本平安朝前期，对佛学以及文学、语言、书法、绘画均有研究，著作繁富。1910年日本祖风宣扬会汇编成《弘法大师全集》15卷。他于唐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元年(806)在中国留学约 3年，与中国僧徒、诗人有友好交往。本书是他归国后应当时日本人学习汉语和文学的要求，就带回的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议》等书排比编纂而成，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全书以天、地、东、南、西、北分卷。 6卷中大部分篇幅是讲述诗歌的声律、词藻、典故、对偶等形式技巧问题的。如天、东、西、北 4卷的《调四声谱》、《诗章中用声法式》、《论对》、《论病》、《论对属》等等。此外，本书也用了一定篇幅介绍创作理论。如地、南两卷的《十七势》、《六志》、《论文意》、《论体》、《定位》等，并不完全是为诗文声病而作。其所引之书，今多失传，所以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文论的史料。所论“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病得失”等，对研究六朝至唐古近体诗律学、文学批评、修辞学均有参考价值。

其书在日本有旧钞本多种，并有日本《东方文化丛书》影印古钞本及讲谈社校印本。今通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校点本。遍照金刚于 820年撰《文笔眼心抄》，为本书之简本。日本小西甚一有《文镜秘府论考》，《真言宗全书》中有《文镜秘府论笺》。《文镜秘府论》书影（局部）

《文镜秘府论》全书包括序言，天卷（声韵调声说）、地卷（体势论）、东卷、南卷、西卷、北卷几个部分。其内容包括了四声说、调声说（天卷），十七式、十四例、十体（地卷），对属论（东卷和北卷），病犯论（西卷），创作论（南卷）等方面。

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俗姓佐伯，贞元二十年（804）七月至中国。元和元年（806）八月回日本，做此书，专论南朝至中唐，分天地东南西北六卷。又简写为《文笔眼心抄》。所引资料，除皎然《诗式》外均佚，因而有重要参考价值。

日僧遍照金刚编撰的《文镜秘府论》， 收录了中国南北朝直至中唐时期诸多诗歌作法、诗歌理论著作，而其中许多材料已不见于中土，所以在上世纪初转抄回国之后，一直受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上世纪上半叶，我国较早对该书进行著录和介绍的是清代学者杨守敬，他在《日本访书志》中曾论及《文镜秘府论》，他说：“此书盖为诗文声病而作，汇集沈隐侯、刘善经、刘滔、僧皎然、元兢及王氏、崔氏之说。今传世唯皎然之书，余皆泯灭。按《宋书》虽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诸说，近代已不得其详。此篇中所列二十八种病，皆一一引诗，证佐分明。”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认识到此书的研究价值。

正由于有关的诗文材料在中国早已失传，所以上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也主要是从中辑录出南北朝之中唐时期各家的诗学著作，以供研究批评史之需。如1930年，储皖峰就根据杨守敬之说，专取《文镜秘府论》中论病部分校印问世，名《文二十八种病》，其中列述六朝至唐诗文中的二十八种声病。卷首有校者的引论和杨守敬的《文镜秘府论提要》，末附校者的《校勘记》和日本铃木虎雄作、校者译《文镜秘府论校勘记》。在当时颇受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重视。

在上世纪上半叶，要数罗根泽最善利用《文镜秘府论》，所以他撰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运用的新材料、探讨的新问题也最多。他除了从《文镜秘府论》中钩辑出佚名的《文笔式》，撰写了《文笔式甄微》，推断出此书为隋时人所作。还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第五章中大量引用《文镜秘府论》中有关“声律”材料，详细论述齐梁时期人们对新体诗“音律”的理论探讨。在《隋唐文学批评史》中更是用两章的篇幅，深入分析隋唐人对“诗的对偶及作法”的讨论，其中“上官仪的六种对及八种对”、“元兢的六种对”、“崔融的三种对”、“皎然的八种对”，以及“元兢的调声三术”、“佚名的调声术”、“元兢古今诗人秀句”、“李峤评诗格”、“王昌龄诗格”、“佚名的诗文作法”等部分，材料均采自《文镜秘府论》。

另外，郭绍虞的诸多探讨中国文学史上声病问题的系列论文，如《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蜂腰鹤膝解》的撰著，也无不是建立在《文镜秘府论》的材料基础上的。

七十年代以后，从五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受当时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大多不敢、不愿过多评述中国诗歌理论史上有关诗歌形式、作法的材料，对《文镜秘府论》自然就很少论及了。

首先打破这种研究局面的著作，是周维德校点的《文镜秘府论》。

在这部书的《前言》中，郭绍虞能够排除左的思想的侵扰，大胆肯定了《文镜秘府论》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他认为，首先，《文镜秘府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起了较大的作用的。其次，《文镜秘府论》论诗没有提及李、杜，论文不提韩、柳，是当时的客观情况使然，不足为病。再次，《文镜秘府论》中的许多材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新体诗从四声律到平仄律的演变问题。第四，《文镜秘府论》中的其它材料，对研究汉语语法修辞，研究汉语语言学，也有借鉴作用。

该书以日本祖风宣扬会编印的《弘法大师全集》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古抄本、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观智院本地卷、《弘法大师全集》本《文笔眼心抄》、日本山田钝《文笔眼心抄释文》，同时校以日本《真言宗全书》本《文镜秘府论笺》、日本讲谈社刊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考文篇》。由于此书是大陆出版的《文镜秘府论》的第一部完整校点本，所以受到了当时研究者的普遍欢迎。在1980年3月第2次印刷时，书后还附录了周维德所撰的《文镜秘府论的声病说》和日本学者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序说》，后者详细介绍了《文镜秘府论》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以及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对于我国读者进一步研究此书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在周维德校点本之后，王利器也于八十年代初出版了《文镜秘府论校注》。据该书《四声论》注可知，解放前王利器曾和好友任学良共读此书于北平，相约为之校注，其后任学良未能完成即逝世了，所存者唯“天卷”自《序》至《调四声谱》部分三十余页校注。王利器则继续亡友未竟之事业，积数十年之功，完成了此书。

和周维德著相比，王利器此书校勘更精、且作了十分详细的注释。该书的整理，系以日本京都藤井佐氏兵卫版为底本，而校以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古抄本》、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观智院所藏《地卷古抄本》，及《弘法大师全集》本《文笔眼心抄》、日本金刚峰寺密禅僧伽维宝编辑《文镜秘府论笺》十八卷所据以校的六种写本。至于注文征引的则有：维宝之《文镜秘府论笺》、储皖峰《文二十八种病》、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和《隋唐文学批评史》、周维德校点《文镜秘府论》、任学良《文镜秘府论校注》。作者在注释中抉微索隐，新见迭出，使得《文镜秘府论》涉及的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理论问题源清流明，显示了校注者淹博的学养、精微的思辨和超凡的学识。作者除了在《前言》中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弘法大师的生平，《文镜秘府论》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及其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独特的地位，还在书后附录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弘法大师诗文选》、《弘法大师所著书目》、《唐人赠诗》、《日本有关声病讨论史料》和《补注》。由于该书校勘精审、注释详备、资料富赡，所以一问世，就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至今仍是人们研究魏晋六朝诗文声律问题、隋唐诗学的必备参考书。

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对《文镜秘府论》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其中主要有〖日〗兴膳宏著、李庆、邵毅平译的《〈文心雕龙〉在〈文镜秘府论〉中的反映》、杨明的《〈文镜秘府论〉所载初唐声律、病犯及诗体资料之解说》、王福雅的《〈文镜秘府论〉与唐代意境理论》等。这些文章大多是利用《文镜秘府论》中的有关材料，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某些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后，卢盛江发表了一系列对《文镜秘府论》本身进行探讨的文章，如《日本研究〈文镜秘府论〉概述》、《日本人编撰的中国诗文论著作――〈文镜秘府论〉》、《〈文镜秘府论〉“九意”作者考》、《〈文镜秘府论〉日本传本随记》、《〈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学》。作者利用其多次访问日本的机会，对日本所藏《文镜秘府论》的各种版本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意欲编撰一部更为全面的《文镜秘府论集校集注》本。现已问世的成果只是其前期研究所得，但对于国内学者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文镜秘府论》已具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有很多学者在利用《文镜秘府论》进行魏晋六朝、隋唐时期诗学著作的辑录工作，其中成就较为突出者有：王梦鸥的《初唐诗学著述考》、王晋江的《文镜秘府论探源》、王利器的《文笔要诀校笺》、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等。

总之，到上世纪末，学界无论是在《文境秘府论》本身的整理和研究，还是在利用《文镜秘府论》来辑录中国中古文学理论著作、进一步探究中古诗学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说，学界对这部书还是重视不够。今后学界无论在资料的整理还是在理论探讨方面，均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空海(774-835)，日本僧人，唐德宗二十年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佛法，归国后编撰了《文镜秘府论》，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日本汉学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日本，《文镜秘府论》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相形之下，中国《文镜秘府论》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研究也不深入。自杨守敬首次向国人介绍《文镜秘府论》以来，中国学者对《文镜秘府论》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两个方面，一，将《文镜》作为诗格校考的参本，二，以《文镜秘府论》为几点来研究声律诗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研究还算不得是对《文镜秘府论》本身的研究。2006年，《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出版，大大提高了中国《文镜秘府论》研究的水平。但是，《汇校汇考》一书着重于校考，对空海本人的文学思想研究不够。因此，本文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试图通过《文镜秘府论》来考察空海的文学思想。

本文从《文镜秘府论》中确定的空海自写文字、存疑的空海自写文字以及编撰体例三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研究者经常会把空海与刘勰相提并论，二人的人生经历、佛学背景以及文学造诣的相似性，使我们在研究空海时必然会牵涉到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本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论述的。《文镜秘府论》中确定为空海所作的篇章为《天卷序》《东卷·论对》和《西卷·论病》。这三篇序虽篇幅不长，但对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都有所论及。对于文学的起源，空海将之归结于“名教”，并把文学起源与天地自然联系了起来，这与《文心雕龙·原道》的文源论是非常相似的，对此，很多研究者认为，《天卷序》就是《原道》的翻版。但是，通过对《文心雕龙》在《文镜秘府论》中出现情况的考察，并参照《文镜秘府论》对刘勰以“古人”相称的事实，再对照《文心雕龙》在日本的流传时间，本文认为空海并未过目《文心雕龙》一书。而造成两者相似的原因是:首先，空海深受汉文化影响，尤其是受《易》的影响颇甚，而《易》对天地万物发生的解释为《文心雕龙》文源论提供了思想背景，这个背景也同样作用于空海。其次，自《文心雕龙》之后，尤其唐代文论，对文源论的关注和论断颇受《文心雕龙》的影响，所以这也对《文镜秘府论》的文源论产生了简介影响。

空海身为佛门弟子，很容易被认为以释为尊，对其他思想一概排斥。但是《天卷序》充满了释、玄、儒驳杂的色彩，这也成为空海论述文学起源、文学功用和写作动机时的基调。通过剥离《文镜秘府论》的三教色彩，并结合空海其他著作中关于三教的论述，本文发现，从思想上来说，空海并不唯释独尊，相反，他认为三教皆是名教之体现，只不过三者教义有深浅之别而已。在这个前提下，空海建立了他的文学功用观，即文学是传达三教教义的工具，从而形成了名教-三教-文学的逻辑结构，这也是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的深层原因。《文镜秘府论》编撰也有直接的动因，即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以及为后辈学者提供作诗的典范，在此后辈中，“一多后生”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王利器认为此“一多”为一多法界，卢盛江则从《易》解释，认为“一多”即32。本文认为，“一多”即多个之义，并没有深意。本章最后一节从更多的层面考察空海思想中的释、儒、玄，认为“名教”其实一分为二的，但“名”为本，是所谓的真如，“教”则指三教。空海常常“名教”合一，并以此统摄释、玄、佛，但在某些场合，“名教”只指涉释，所谓高下，在此有了体现。

其次，除《天卷序》《东卷·论对》《西卷·论病》外，《文镜秘府论》中最容易被认为是空海自作文字的是旁注夹注以及“释曰”的文字。夹注旁注在《文镜秘府论》中大量出现，本文并不打算全部考究，只对其情况进行简要概述。本文认为，夹注旁注文字很多都是空海自作，这个是肯定的，这些文字对研究《文镜秘府论》的文字归属、编撰体例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文镜秘府论》全书夹注旁注文字的通盘审视，本文认为，《文镜秘府论》在注明原典时具有倾向性，最明显的就是对《文笔式》的忽视。再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之对日本秀句文化的考察，本文认为《九意》并不是空海所作。

“释曰”的文字在全书中共出现55次，且“释日”文字在今天的文献中不可考，对于“释曰”文字的归属，没有人专门研究，研究者多是在考证或校注之余，分析一下其归属问题。本文将《文镜秘府论》全书中有“释曰”文字出现的段落一一辑出，结合旁注夹注判定部分文字的归属，并列表以凸显其结构。由于“释曰”的文字不可考，加之所涉及的原典如《文笔式》、《笔札华梁》等书已佚，所以本文只能参考今本《诗苑类格》《吟窗杂录》的内容，从其体例和用语入手，并与《文镜秘府论》中可以确定来源的文字进行对照，经过多层分析研究，本文认为，“释曰”的形式出于《笔札华梁》及传《魏文帝诗格》，其内容也以二者为主体，但是这并不排除其中拉杂其他材料的可能。本文对《地卷》第八和诗阶“王斌云”的文字进行分析，认为其应该归属于“返酬阶”，由此也可以肯定，空海并不是完全照抄“释曰”原文，而是对其文字进行过筛选和增删。

在分析“释曰”归属的同时，本文得出几个结论:空海未曾见过《四声谱》一书;《八阶》应该源于传《魏文帝诗格》;《文笔式》没有“释曰”的形式;《笔札华梁》与《文笔式》、传《魏文帝诗格》有很多相同的内容;据此，本文有以下假设，出于对“释曰”部分的偏爱，在引用材料时，空海以《笔札华梁》为优先，因而旁注夹注文字、以及正文中很少提及《文笔式》一书。

最后，本文通过对编纂体例的研究分析，认为空海对形式非常看重，所以《文镜秘府论》在篇章结构上具有整齐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就是序文的对称性、篇目罗列的规律性以及引用材料的依序性。但是由于空海是先写作《天卷序》，后是各卷篇目，最后才是正文，因此《文镜秘府论》的体例也有一些混乱违和之处。另外，空海具有独立的编撰意识，对各卷主题的设定是一以贯之，但是这也使《文镜秘府论》体例比重上稍显不均衡。同时，本文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空海对“六合”形式的执着。据此，本文认为《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安排应该以《天卷序》为准。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的研究，本文对空海文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空海文学思想对释、玄、儒三家兼收并包，空海虽为佛家弟子，但却对文学抱持着积极的态度，而且尤其重视声律、对属以及各种作诗技巧，这都反映了其实用主义的文学态度，也正是依凭这种态度，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镜秘府论》，由此中国诗学的历史中才得以保存了那些久远而珍贵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