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系竹简自题之名，写于首枚竹简背面。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古代专门记述导引与养生的著作。

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1984年湖北江陵（今荆州市）张家山汉墓出土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有两部医学著作《脉书》与《引书》，其内容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导引图》相类。因马王堆帛书残损太多，无法通读，且《导引图》有图无说，而张家山汉简字迹清晰，内容齐全，刚好弥补了帛书的不足，因此它的发现是继马王堆帛书之后祖国医学文献中的又一次重要发现。

张家山汉简《引书》释文最初在《文物》1990年第10期上公布，其后有高大伦先生在其专著《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的《注释篇》对简文作了较为详细的译注[ii]。近时《张家山汉墓竹简》一书正式出版，重新发表《引书》的释文，并加注释，而且公布了竹简照片，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今取三者比读，发现有一些可商之处，草成札记，以就正于方家。（上述三种文献下文分别简称为：《文物》、《高注》、《张家山》。）

一、简17、18、23等处“膝”字原简皆从桼从卩，《文物》隶定正确，而《高注》和《张家山》皆作从桼从邑，误。

二、简17“兴”上一字，上从龙，下从巾，《文物》隶定正确，《高注》照录之，而《张家山》隶作蠪，误。按，秦汉简帛中巾、虫形近，但前者中间一笔垂直，而后者中间一笔则向右弯曲，还是不难区别的。{龙巾}（上下结构）字，《说文》所无，《改并四声篇海》引《川篇》：“{龙巾}，蒙{龙巾}也。”“蒙{龙巾}”殆“朦胧”、“蒙茏”、“蒙笼”等的另一种写法。以古文字义符“巾” 、“衣”每互作推之，则{龙巾}很可能即“襱”字异体。无论如何，此字当从“龙”声，《文物》、《高注》和《张家山》都将其读为“龙”，可从。

三、简20：“支落（?）者，以手□要（腰），挢一臂与足□而屈（?）。”三本同。按，疑释“屈”之字，刘钊先生已指出是“匽”字，甚确。[iii]疑释“落”之字，笔画虽略有磨损，但可以肯定决非“落”字，仔细推敲，与同简“要”字极似，疑也当释“要”，读为“腰”。《高注》：“支落：不详。后有‘支落以利夜（腋）下’。”按“支落以利夜（腋）下”句见于简100，因为都有个“支“字，所以大家觉得此二处说的是同一动作的可能性较大，这大概就是“要”字被误释为“落”的原因。从简文所描述来看，“支要（腰）”和现代体操动作“体侧屈”极其相似。“支落”的“落”实为“胳”的借字，《说文》：“胳，腋下也。”正好与其“利腋下”的功效相符。“支落”应该是不同于“支要（腰）”的另一导引动作，只不过在现存简文中找不到相应的具体说明罢了。四　简21：“参倍者，两手奉，引前而旁{车寸}（軵）之。” 三本同。“参倍”，无释。按，第二字释“倍”非是，字从人从言，显为“信”字无疑。秦汉简帛中“言”有时写得有点像“咅”，其区别在中部：前者是一横，后者是两斜笔，判然不混。本简“参信”，疑可读为“{犭参}伸”，{犭参}是古代传说中矮小似人的怪物，“{犭参}伸”即模仿{犭参}伸展的动作。

五、简23：“其下者，屈前膝，倍〈信〉后，危挢一臂，力引之。” “倍〈信〉”，《文物》作“倍（信）”，《高注》作“信（伸）”。《张家山》注：“倍，当为‘信’字之误，读作‘伸’。”按，字实是“信”而非“倍”，简文借“信”为“伸”，并不存在误写。关于“信” “倍”之别可参上条。《高注》在未见简影的情况下，大胆改正，也属卓识。

六、简24：“虎引者，前一足，危挢一臂而匽（偃）。”《高注》：“虎引：模仿虎的动作。”刘钊先生指出：“所谓虎字乃误释，字很可能是“渠”字。”[iv]按，此字与“虎”相去甚远（可参字同篇简26等处“虎”字），刘先生疑为“渠”字，稍近。然细核简影，字上为“巨”，下为“木”，“巨”之左边不象另有笔画，所以不是“渠”字，而是“柜”（居许切）字，“柜”的这种写法也见于睡虎地秦简等。本简“柜引”疑与简105“偃治巨引”之“巨引”所指相同。

七、简30：“引内瘅，危坐，□（右半为“卩”）尻。”《文物》如此，《高注》因之，而《张家山》加注云：“缺字右半从‘邑’。”审照片，《文物》是而《张家山》非。

八、简72：“引腹甬（痛），县（悬）累版（板），令人高去地尺，足践其上，手空（控）其累，后足，前应（从疒不从广）（应），力引之，三而已。”《文物》、《张家山》同；《高注》“力”前漏逗号，并注云：“前应：应，应和。《广韵》：‘物相应也。’《易·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前应，前足应和。”按，应字作“应（从疒不从广）”，合于《说文》。不过这里的“应”解作“应和”则非。实则“应”当读作“膺”，这里“前应”其实就是简65“前膺后手”的“前膺”。“后足前膺”，谓足向后蹬，胸往前挺。

九、简83“引喉痹”的“喉”字，原简从肉从侯，为“喉”字异体，《文物》隶释正确，而《张家山》隶作从肉从候，误。

十、简111—112：“闭玄府，启缪门，阖五（臧）脏，逢（?）九窍，利启阖奏（腠）理，此利身之道也。”《高注》：“逢，疑为‘通’字之讹。”按，《高注》对文义的把握比较准确，可惜流于猜测。根据照片，原疑释“逢”之字实是“逹”字，“逹九窍”正是“通九窍”之意。

十一、《引书》有几个原释文释为“去”的字，文例如下：

⑴□，因昫（口句）之三十，去卧，据则精虖（呼）之三十，精昫（口句）之三十，精炊（吹）三十，端谈（偃），吸精气而咽之，月真 少（小）腹，以力引阴，三而已。（简62）

⑵去卧，端伏，加两手枕上，加头手上，两足距壁，而贾（固）箸（着）少（小）腹及股桼卩（膝）于席，三而已。去卧而尻壁，举两股，两手纟句（钩）两股而力引，极之，三而已。（简75-76）

⑶因去伏，足距壁，固箸（着）少（小）腹及股桼卩（膝）于席。（简72-73）

⑷去立，夸足，以俯据地，极之，三而已。（简84）

⑸是以必治八经之引，炊（吹）昫（口句）虖（呼）吸天地之精气，信（伸）复（腹）折要（腰），力信（伸）手足，軵踵曲指，去起宽亶，偃治巨引，以与相求也，故能毋病。（简104-105）

《文物》、《张家山》无注。《高注》以为“来去”字，或译作“起”、“起身”、“离开”，或略而不译，[v]显然不能很好解释上举数句的文义。今按，汉字中有两个来源不同的“去”字，古音一在鱼部，即来去的“去”，一属叶部，象器皿上有盖之形，即“盍”之本字，二者因形近而混同。裘锡圭先生对此曾有详细论证，可以参阅。[vi] 窃疑上举《引书》几处“去”字都应是叶部的“去”，而非鱼部的“去”，字读为“启阖”的“阖”，验诸文例，无不适通。例⑴、例⑵的“去（阖）卧”意即紧着床席而卧，简文所谓“固着小腹及股膝于席”云云可证。例⑶的“去（阖）伏”指的是紧着床席而伏。证如前。例⑷的“去（阖）立”当指屈膝而立，成下阖之势。简文他处数见“端立”，则是指直立，与“去（阖）立”相对。例⑸，《高注》云：“去起，不解，疑为释为卧，起。亶，大。……宽亶，即宽大。度量宽大，能容人。或可释为‘宽袒’”。”[vii]疑“去”之义为“卧”，稍近之。按，细分之有 “去（阖）卧”、 “去（阖）伏”，总括言之则称“去（阖）”，此与“起”相对连言。“宽亶”读为“宽袒”，可从。

张家山汉简《引书》是一部古代专门记述道家导引与养生的著作。《引书》系竹简自题之名，写于首枚竹简背面，原文4000余字抄写在113枚竹简之上，字迹工整娟秀。书中无小标题，每一独立段落之首有墨书圆点。原作始于何时尚无从考查根据墓葬年代推断，其抄写年代不会晚于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故该书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有关导引养生的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其中某些养生防病的方法虽湮没了二千余年，至今却仍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