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迁撰写的关于自己身世、《史记》写作缘由和内容的自述。载于《史记》卷七十。

文中记叙了其“世典周史”、“尝显功名于虞夏”的荣耀家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行状。作者在文中以孔子第二自命，表白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概述了各卷内容以及相应的写作动机，如因孔子“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而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故“作《孔子世家》”。文中记载了自汉兴至武帝时期的文化发展状况，认为汉继五帝末流，在秦始皇毁灭文化的浩劫之后，“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故而使一度衰颓的文化开始复兴。文中具体阐扬了儒家经典六经的特殊价值和不同功能，认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质言之，六经的文化整合和价值导向功能，分别表现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司马迁在文中特别重视并推崇《春秋》，认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是“礼义之大宗”。文中十分尊崇孔子，流露出敬慕之情。文中记载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论六家之要指》评论诸子，推尊道家，其思想倾向与本文所反映出的司马迁对儒学的尊崇、弘扬大异其趣。本文对于了解司马迁思想，特别是其儒学思想，以及认识《史记》，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