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子良》是天津京剧院于2001年根据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小说《红岩》所改编的京剧剧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山城重庆仍笼罩在弥天的大雾里，关押在白公馆的一批革命志士，正面临黎明前的黑暗。由于敌人下达了“提前分批密裁”的屠杀计划，江姐、许云峰先后遇害。狱内外联系中断，情况十分危急。整天围着石榴树坚持跑步的“疯子”华子良，是一位忠贞不屈、忍辱负重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利用疯癫痴傻的伪装，与敌人展开了智胆勇谋的斗争。他克服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巧妙的周旋于监狱与交通站之间，最终完成了地下党布置的越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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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子良》取材于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小说《红岩》，原作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英雄群像，华子良便是其中之一。在京剧舞台上表现华子良尚属首次，虽然在小说中华子良是一个配角，但他特殊的视角、独特的价值给了作者很大的创作空间。创作者希望通过京剧《华子良》告诉观众：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宗旨不能变，为了崇高理想勇于接受任何考验和磨难的精神不能变，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革命信仰的品格和意志不能变。

在《华子良》创作之初，主创人员确立了这样一个理念：中国共产党员是人不是符号，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情感世界，就会有喜怒哀乐。因此该剧以华子良的形象塑造为中心，让其成为全剧核心人物，从华子良这一视角层层展开剧情。在构思和组织戏剧冲突时，该剧通过华子良与战友、与上级、与敌人之间的关系、纠葛、冲突，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主演王平通过反复阅读剧本和有关书籍，又经过反复思考和征求导演、听众、同行的意见，确定了表演目标，那就是必须把华子良的疯态演美，要把这个人的喜怒哀乐透过唱、念、做、舞展现出来。为了表现人物的心态，王平突破流派风格的限制，根据需要广泛吸收，甚至对老生以外其它行当的一些东西也有所借鉴。根据华子良在不同情景下的不同心态，尽量唱出每个唱段的特点，而不是互相雷同。

华子良的感情是复杂的，当表现华子良忍受敌人侮辱，又得不到同志和亲人理解的时候，王平运用了大段的内心独白式演唱，王平主动和唱腔编导统一目标，在华子良的唱腔中决不能借口因表现华子良的疯癫而唱一些怪腔怪调，而是遵循谭派、余派的演唱风格。在结合表现人物内心的压抑和痛苦时，又不受流派唱腔的局限，根据表情达意内容的需要来演唱。在表现华子良的疯态时，在舞台的表现上要反映出能表、能唱、能舞，王平总结出用“三疯”去表现他内心的酸甜苦辣：在敌人面前大疯、在同志面前中疯、而在自己亲人面前采取小疯。

为了突出华子良用与敌人周旋时的机智更好地伪装自己这一点，王平和主创人员设计了“三耍”：耍草帽、耍筐、耍鞋。“三耍”都是演化自传统戏中的技艺，耍草帽要有“乾坤圈”的武戏基础；耍筐要有武生扎大靠武锤耍大枪的基础；而耍鞋也是受传统戏《问樵闹府》启发，尤其在剧中表演耍鞋踢鞋的时候，王平要站在桌子上面边唱边踢，而且是左右开弓，要将两只鞋踢起分别用两只手接住，以鞋当枪。

剧中还有一段程式创新，就是当华子良发现敌人要考验他而故意放他出去买菜的时候，他挑着箩筐在山路上边舞边唱，在这场戏中王平和编导人员共同设计了一系列的舞蹈、身段、耍筐、翻吊毛等技巧。王平对人物的坐、立、走、跑、跪、跃等种种动作也都进行设计，尽量使这些平常的动作走出京剧的节奏和韵律。

《华子良》十分重视以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在“下山”戏份中，华子良利用下山买菜，设法与山下的游击队秘密联系。这一场剧如果只从情节着眼，就会变成一带而过的过场戏。然而《华子良》的主创人员深知这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这一场面“泼墨如云”，充分展示华子良错综复杂的感情世界。王平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此时此刻的华子良他有脱离牢笼的喜悦，又有对尾随跟踪的敌人的警惕；有对等待联络战友的企盼，又有对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渴望。他载歌载舞，一双菜篮子，一根扁担在他手中轻若浮云，左右来回优美转动，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人物无限喜悦的心情。他爬山、下坡、行走，忽而碎步，忽而大步流星，一手一足、一舞一笑、一指一跺脚都是有韵律的身段、有节奏的优美舞姿。通过他的唱、做、念、舞，观众不仅感受到了时空的转换，而且领悟到了他的浩然正气。

剧中的华子良有一爱好：喜欢石榴树。石榴树不仅倾听了一位革命者的痛苦，而且是象征着终将胜利的中国革命事业忍辱负重的见证人。通过这一细节，生动地揭示了对生活无限热爱、对生命无限热爱的华子良的侠骨柔肠。常见有些描写革命斗争的戏曲现代戏在故事结构上过于沉重，《华子良》的题材反映的是残酷的敌对斗争，拷打、枪杀、侮辱等描绘在所难免，处理不当极易搞得十分压抑，但该剧却将悲、喜剧因素交织在一起。例如华子良玩帽子取悦敌人这一场戏，既显示了中国京剧的深厚技艺功底，又生动地揭示了华子良想万设法迷惑敌人的机智（《上海戏剧》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