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号病房》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剧情片，由张圆、于彦夫执导，李羚主演，宋晓英、方卉等出演，于1983年上映。

在某结核病院的16号病房里，住着三位同是知青而性格各异的女患者。常琳、桑青青是因病回城的待业青年，田进军是上了大学、又从事写作的知识青年。常琳曾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儿，可她的理想未能实现，又患有疾病，病虽不重，却有很大的精神压力。少年时她的父母相继去世，使她性格变得孤僻、忧郁。田进军把创作热情放在古墓研究上，想借助历史歌颂不死的精神。桑青青虽有痛苦，但有父母的体贴，她整日无忧无虑地玩弄扑克牌。自从在乡村担任教师的刘春桦住进病房后，这里有了笑声。春桦发现常琳失去战胜疾病的信心，就格外关心她。她把自己与丈夫陈仲男的经历告诉了病友。原来，她也是待业青年，和她一往情深的陈仲男看到农村缺少教师，就把她请到农村。他们建立了家庭，在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常琳在偷看自己的病历时，意外地发现刘春桦患的是肺癌。她心潮起伏，难以想象春桦竟是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因为在她身边的刘春桦，根本没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上，她是那样热爱生活，关心着学生和同病房的病友，关心着参加作文比赛的孩子们。常琳从春桦身上看到了一种闪光的精神，她在医院的草坪上，对生活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恰好，她在这里碰到了陈仲男。仲男为护理春桦，晚上就睡在草坪的长椅上。他强颜欢笑，让笑声洋溢在病房里，又孤独痛苦地等待着不幸的降临。春桦夫妇的生活态度教育了常琳，她重新振作起来。刘春桦意外地听到护士议论，知道自己身患绝症。但她没有绝望，直到弥留之际仍在和常琳畅谈人生。春桦辞世而去，她的精神却鼓舞着病友们。仲男要返乡了，病友们有的为春桦织完她生前为女儿织的毛背心，有的给孩子批改作文。常琳决定和陈仲男一起到乡下去，接替春桦留下的工作。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乔雪竹上大学时曾因肺病住进北京温泉结核病院。病房中的病友和她一样都当过知青。当乔雪竹感到迷茫时，一位扎根农村的知青病友给了她鼓励，但那位病友却因病逝世。乔雪竹在病房里以病友们为原型写下小说《遗忘在病床上的日记》，而后又改编为电影剧本。

剧本改编

文学剧本的结尾，常琳是主动出走，并暗示她与陈仲男有某种感情联系。但是，导演认为这是降低了常琳的品格，对陈仲男的人物形象也有损害，会削弱主题的社会意义。于是，在拍摄中，他们尽可能消除常琳与陈仲男有可能产生被误解的感情关系，并通过删减、改写一些戏，试图将常琳的出走调整为无意识的、偶然发生的。原剧本中，春桦在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时一蹶不振。导演认为这样处理显得她的心灵不够明亮，于是，加了一场雨夜谈星星的戏，表现她虽已危在旦夕但仍关心他人。

田进军和桑青青两个人物在文学剧本中几乎没有发展。导演认为给这两个次要角色一个结局，有助于写出春桦对她们心灵上的触动，所以，在影片中改为田进军由于受到仲男、春桦夫妇的情操境界以及常琳的醒悟的震动和启发，改变了写作方向；而桑青青也悟出了生活的意义。

摄影手法

该片摄影师王吉顺认为，故事片主要通过演员的戏来体现剧本主题思想，所以摄影师应该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以求把演员的准确地呈现给观众。片中的一场常琳与仲男交谈的夜景戏是表现常琳人生态度变化的重头戏。通常拍夜景戏，多是利用日出日落前后的时间，王吉顺认为那样短促的时间不能满足拍摄需求。如果沿用以往以曝光不足或加校色片模拟夜景的方法，则不容易把演员的脸部表情变化细节拍出来。于是，剧组决定在日光条件下，采用不加校色片的逆光拍摄方法。最后不但拍出了导演想要的效果，而且缩短了拍摄时间。X光室是片中几个人物经常出入的环境。以王吉顺的摄制组想方设法在黑暗的X光室里呈现出人物的个性。经过实地观察，他们发现X光室里经常开启红灯，便抓住这个机会拍摄。当徐医生与青青、常琳、春桦交谈时，就采用红光拍摄，当青青在屏幕前模仿医生说话时，摄影师就模拟X光的暗淡冷调照明；当常琳、春桦与医生谈话时，投入强烈的反光束。

王吉顺认为演员的面部是表达思想的重要部位，因此，在处理演员的肖像摄影方面，他注意配合角色的年龄、生活经历的变化进行处理。例如，常琳一角经历了对人“冷”到“热”的变化。在拍常琳夜间咳嗽着走出病房扶墙喘息的镜头时，王吉顺要求顶光从高侧面斜射过来，在演员面部形成强烈的阴暗面，使一个阴影投到墙上，以表现角色内心的烦躁与痛苦。而后面拍到常琳的弟弟和女友带春桦的女儿来到医院的戏时，王吉顺安排他们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相见，有意以明丽的暖色作为常琳的后景，烘托角色在这时的火热心情。刘春桦一角在片中年龄跨度、健康状况变化比较大。王吉顺为扮演者宋晓英拍了二十几张不同角度不同光线的照片，并看了她拍摄的电影《夕照街》，定下了采用正面略侧、长焦稍仰、平光加纱的拍摄方案。在拍摄春桦少女时代在古庙小学的镜头时，摄影师主要用平光照明，加淡淡的薄纱，选择较为圆顺的线条，塑造她丰满、稚嫩的少女脸型。而在拍春桦与仲男结婚的戏时，用较平的正面光，侧面辅以柔和的漫射光，勾勒轮廓，用180mm长焦稍仰拍摄，把她的脸型略为压缩，以塑造一个青年妇女的形象。

该片从取材的角度、环境的处理、人物的描绘上看，都有不同录常之处。它以知青生活为题材，而不正面去写他们在十年动乱中的种种具体遭遇，不去写他们如何为待业、升学经历的烦恼，不去写他们那种常见的流行的爱情故事，相反，将故事放在一间不太大的病房中展开，将焦点集中在四名病人和一名病人家属身上，由小小的病房与广阔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由静卧治疗的病人与他们的经历、生活、思想联系起来。它的取材角度虽小，而创作者的胸襟、视野、境界却比较开阔，由小及大，小中见大。导演在不大的环境、不多的人物之间将人物关系、情景调度得比较自如，比较有层次、有变化，这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有雕斧的痕迹，但大体是清新流畅，一气呵成的。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深度上，刘春桦、陈仲男两个艺术形象在片中最成功、最有启发作用的。（原《大众电影》、《电影艺术》编辑、研究员王云缦评）

该片很像一首抒情散文诗，导演手法清新、淡雅、细腻、流畅。整部影片注重人物心理刻画，注重人物内心活动的贯串线和潜在感情之流，蕴含着诗情与哲理。影片并非没有矛盾冲突，只是它的矛盾冲突不像某些影片一样着重于外部冲突，而是一种精神冲突，即人生观的冲突。五位知青，一间病房，表面不吵不闹，而他们的心灵世界一直在撞击、交流，一直没有平静。这使影片有一种内蕴的激荡人心的力量，这也正是编导者在艺术处理上的高明之处。影片的不足除了有些情节处理不很妥当，多次出现医院旁边山崖上刻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的镜头，似无必要，过于直露，与影片含蓄、深沉的风格不符。（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评）

该片在送审时，编剧署名是两个人的名字：乔雪竹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姜思慎，而放映时片头字幕上只署了乔雪竹一个人的名字。围绕编剧的署名问题，乔雪竹和姜思慎间爆发了一场纠纷。双方各自通过媒体发表相互攻击的文章达50多篇。1984年4月26日，在争议未能通过行政途径解决的情况下，姜思慎正式向乔雪竹的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提起诉讼。1985年4月13日，姜、乔双方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自愿达成了协议，确认电影剧本《16号病房》的改编存在以乔雪竹为主的乔雪竹、姜思慎的合作关系，著作权应归两人所有；此后影片再拷贝，剧本再发表，应两人共同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