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短篇小说，创作于1912年。

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想通过写信的方式，将自己将要订婚的消息告诉远在俄国的朋友。然而，当他带着写好的信来到父亲的房间，并征求父亲的意见的时候，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父亲不相信他有这样的朋友，并与儿子发生争吵。格奥尔格在颇感尴尬的之后将话题转向关心父亲的身体上，同时，他帮父亲脱掉了身上的外衣，将他抱到床上，并帮他盖好了被子。谁知此时，他的父亲大怒，道出事情的真相，原来父亲对俄罗斯的朋友了如指掌，并且父亲就是他在这里的代表。

在儿子即将崩溃的时候，他的父亲判决儿子投河淹死。儿子——格奥尔格无法忍受精神上的压力，立刻飞奔到河边投河而亡。

《判决》写于1912年，正值奥匈帝国统治时期，虽然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旧的秩序依然顽固强大。

卡夫卡生活在一个父权意识浓重的家庭中，卡夫卡把这种父亲情结折射在很多文本中。《判决》作品中的父子冲突是卡夫卡生活的影子，带有自传性色彩。父亲的权威与压制、儿子的恐惧与怯懦造成了这种父子冲突。卡夫卡的父子冲突小说除了家庭因素影响外，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以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

卡夫卡曾两度致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希望能把《司炉》、《变形记》和《判决》三部作品合成一本书，名为《儿子们》。“因为这三部作品的无论外表还是内蕴都是相通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其实更应该说是秘密的联系”，惟有“儿子们”一词，才能准确地“表达这种联系”。

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的第三次同尤里叶·沃里择克的婚约如《判决》中格奥尔格的婚姻一样，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和辱骂。父亲认为儿子娶这个女子不如去逛妓院，就像格奥尔格的父亲认为儿子要结婚是因为那个“婆娘”把裙子掀的老高。卡夫卡一生真诚地向往能拥有一份纯洁温馨的爱情，他对女性有着依恋和着迷。但是，他后来三次订婚又三次自行取消了婚姻，对婚姻有着近似病态的恐惧感。

卡夫卡写作《判决》时间为：1912年9月22日晚上10时一直延续到第二天（23日）清晨6时，用了8个小时一气呵成。《判决》是卡夫卡献给他刚认识不久的费莉丝·鲍威尔的。

格奥尔格·本德曼——“儿子”

格奥尔格·本德曼是一个年轻的商人，他接过父亲的家业之后，事业上一帆风顺，他所经营的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并且在一个月前订了婚，未婚妻还是一位富家小姐。处在成功和幸福之中的格奥尔格给远在俄国彼得堡的一位朋友写信，报告他已经订婚的消息。当他去见自己的父亲，告诉他写了一封准备寄往彼得堡的信时，一场冲突由此拉开。

父亲谴责儿子在欺骗他，“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格奥尔格确确实实有一个在彼得堡的朋友，然而，就是这样确凿的事情，由于对父亲的敬畏，儿子也不敢反驳，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父亲的错。格奥尔格非常困惑地站起来，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这里，儿子怯弱的个性在父亲的荒谬提问面前暴露无遗地显现出来。在儿子反复解释，提醒父亲三年之前这位朋友曾经到家中做客，并且与父亲有过长谈，甚至重复了他们谈话的某些细节时，父亲不再在“有没有朋友”这个问题上纠缠，转而攻击格奥尔格一直在欺骗那位朋友，往俄国写那些说谎的信件。其实，格奥尔格只是出于同情，在写信和自己的想象中，描述朋友的境况时用词上更为谨慎谦和而已。比如把遭受抢劫、贫困潦倒的情景，说成“生意清淡”、“徒劳无益地苦心经营”。这种善意的“欺骗”是格奥尔格心地善良的本性所决定的，与当事人无损，更与父亲何干！然而，格奥尔格不敢如此责问父亲，甚至不敢如此想。在父亲面前，他只是嗫嗫嚅嚅，说一些毫不相干的话。有时候被父亲激怒了，偶尔冲出一两句不满的话，又立刻进行自省，以至“咬住自己的舌头”。冲突的最后，父亲蛮横地断言：“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并且判决：“——所以你听着，现在我判决你去投河淹死。”格奥尔格没有任何犹豫便冲出家门，一直朝河边跑去，投河自尽。

格奥尔格对父亲的顺从、恐惧。“表现为对一种强权统治（社会的、家庭的）的畏惧而又无力反抗的懊恼，或者表现为对某种义务不能完成的内疚。”格奥尔格投水之前发出呐喊“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直是爱你们的呀！”

本德曼——“父亲”

本德曼从外在表现看是一个很平常的老人，白发蓬乱，牙齿脱落，老伴已经去世，自己退休在家靠看报纸、回忆往事消磨时间，他把商行的生意交给“儿子”——格奥尔格打理，“儿子”竟然很胜任这个差事，比“父亲”在的时候，“商行的生意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这使格奥尔格在给俄国朋友的信中不自觉间流露出已经取代“父亲”地位的心理优势。但“父亲”并不满意“儿子”取得的业绩，相反指责“儿子”背着自己做生意，“商行里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这些事情也许并不是背着我做的——现在我可不是说这是背着我做的”。“父亲”指责儿子的话语蛮横而主观，体现出一种父权的霸道。

拒绝交流和沟通

主人公格奥尔格是那种与周围世界不协调又无力反抗，怀着恐惧和负罪心理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父亲”判处儿子——格奥尔格“淹死”，这一事件的怪诞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冷漠、虚伪、充满欺诈、猜忌、自私专断这样的现实而产生的。

格奥尔格最初想到他那位远在俄罗斯的朋友时就涉及到“拒绝交流和沟通”作品主题，据格奥尔格自己说，他从来不和那儿的本国侨民来往，同俄国人的家庭也就没有什么社交联系，并且准备独身一辈子。与这位朋友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要和他继续保持联系的话，就不能像对一个即便远在天涯的人那样毫无顾忌地把什么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格奥尔格与他父亲更是缺乏交流和沟通。他的房间与父亲的房间仅相隔一条狭窄的过道，但“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过了。事实上, 他也没有必要到父亲的房间里去，因为他在商行里经常同父亲见面，他们又同时在一个餐厅用午餐，晚上虽然各干各的，他们总要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坐一会儿，各人看自己的报纸。

格奥尔格与父亲虽然不乏见面的机会，但他们却没有交流与对话；有时他们的身体虽然靠在一起，但精神却相互隔离，而报纸就是他们最好的精神隔离物。在自我封闭和自我隔离上，格奥尔格与他的朋友并没有多少区别，而父亲却总想透过报纸看到些什么，“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装饰着格奥尔格亡母的各种各样的纪念物，他正在看报，把报纸举在眼前的一侧，以弥补一只眼睛视力的不足。”父亲果真在看报纸吗？这一点作者在后面有明确的交代。“你以为，我在看报纸吗？”父亲的反问使格奥尔格恍然大悟，“这样说来你一直在暗中监视我！”

格奥尔格在与父亲会面时始终拒绝交流，并总在回避父亲的问题。格奥尔格通过长篇大论地对父亲表示关心而回避父亲的问题；父亲的回应简单明了、不动声色，“‘格奥尔格！’父亲轻声说，身子一动不动”，但却透露出一股威严和力量。随后，格奥尔格又像照顾小孩一样替父亲脱睡衣、裤子、袜子，并将他抱到床上, 盖好被子。他希望父亲是衰老的、虚弱的，甚至是卧床不起的，不再是那个给他带来威胁的人。然而，他父亲仍然十分强壮，依然是一个巨人。“你把你父亲按倒在床上，不叫他动弹。可是他到底能动还是不能动呢？”强大的父亲又一次击败了虚弱的儿子。儿子这一回本能的反应是：“你真是个滑稽演员！”但话一说出口就后悔，甚至咬疼了自己的舌头。后来，当父亲说彼得堡的朋友什么都知道，甚至比格奥尔格还清楚一千倍时，格奥尔格说，“一万倍！”“格奥尔格说这话本来是想取笑他父亲的，但是这话在他嘴里还没有说出来时就变了语调，变得非常严肃认真。”格奥尔格害怕认真地对待现实问题，正如他父亲所说：“你总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格奥尔格试图通过游戏、玩笑或表演来同现实拉开距离，以保持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受侵害。

《判决》故事讲到最后时，那种“唯命是从”的荒谬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父亲说“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而“他已经像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他悬空吊着，就像一个优秀体操运动员；他从栏杆中间看到驶来了一辆公共汽车，它的噪声可以很容易盖过他落水的声音。”儿子对父亲唯命是从，以至于父亲让他去死，他竟然真的去做了。卡夫卡用他独特的文笔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听话的“儿子形象”，而且死得毫无声息，无足轻重。

创作手法

从叙事方式来看，《判决》中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和第一人称叙述者相比，第三人称叙述者有“仰视”的效果，这种“仰视”用来表达“父权制”下的父子关系恰到好处。作品中有一处描写，当父亲叫到儿子时，儿子“格奥尔格立刻在父亲身旁跪了下来”， 这个动作生动地描述了儿子面对父亲时的那种惊恐万分， 却又无条件服从的心理，“仰视”之情也油然而生。

从时态上来看，《判决》中主要采用了过去时，读者阅读文本时就有一种间接性和时空感， 只能够用旁观者的眼光去审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一种被动的阅读；

从细节描述上来看，在《判决》中有这么两处“格奥尔格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在这个晴朗的上午，他父亲的房间还是那样阴暗”和“父亲问道，一面把大张的报纸放到窗台上，把眼镜放在报纸上，并用一只手捂住了眼镜。”这里的一组形容词晴朗——阴暗形成鲜明对比， 反衬父亲形象的不可逾越；而用“手捂住眼镜”这个动作也意味深长，眼镜是用来看报纸的，报纸是和外界连接的媒介，父亲的这个动作显示了他的权威性，唯我独尊的地位。

形象塑造

父亲形象塑造：

1、对儿子的压制

父亲是相对于犯了“原罪”的儿子的上帝的形象。对于儿子所犯的罪行只能由上帝来判定与惩罚，于是在《判决》中，父亲判决了格奥尔格死刑。

在《判决》中，格奥尔格给父亲盖被子时，父亲一再问“我真的盖好了吗”。“盖”在德语中有接近“弑父”的含义。格奥尔格的“盖好了”激起了父亲的愤怒，他掀开被子站在床上，开始了对儿子的一系列审判。

2、对母亲的霸占

《判决》中的母亲已经逝世，但仍然是父亲与儿子矛盾的一个所在。父亲开始坐在一个堆满了怀念母亲的纪念品的角落里，在与格奥尔格的谈话时也多次提及母亲，说母亲去世对他的打击远远超过儿子，指责格奥尔格玷污了对母亲的怀念。母亲是父子冲突的一个关键，父亲控制着儿子与母亲的关系。

儿子形象塑造：

1、对父亲的恐惧心理

《判决》中格奥尔格对父亲的惧到了屈从的地步，甚至听父亲的话去死。这种悖谬性在卡夫卡小说的父子关系中是存在的。儿子承袭了“原罪”，对上帝的判决绝对服从。

2、恋父与怜父的心理

恋父与怜父的心理更多的体现在《判决》之中。进入父亲房间的格奥尔格惊奇地发现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父亲的房间一样很暗，马上觉得父亲对自己的爱护不够，还安慰父亲说一千个朋友也代替不了父亲。看到父亲不怎么干净的背心时，他决定让父亲与自己一共迁进新居。直到自尽前，他还念着“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啊。”

叙述策略

小说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相当于一个引子，写主人公格奥尔格思念他在俄罗斯的朋友，并给他写信；

第二部分是小说的中心和重点，描写父子相见及其斗争；

第三部分写父亲对儿子的判决，及儿子对判决的执行。

显然，小说的中心事件是非现实的、荒诞的，但小说的这种非现实性和荒诞性却是逐渐展开的。

小说一开始便提出了叙事视角的问题：作者用第三人称，而没有用第一人称叙事，但小说的叙事者却并不是全知全能的，没有局限的。小说中的一切尽管并不都是通过格奥尔格的眼睛看到的，但至少都与格奥尔格的思想意识有关。比如在第二部分描写父子会面时，对于父亲，读者只知道他在说什么、做什么，所获得的完全是一个外部的印象，至于他在想什么，却几乎一无所知。

格奥尔格对朋友的同情是建立在自己获得成功的基础上的。在商业上，朋友的失败反衬了格奥尔格的成功：朋友苦心经营的商店“长久以来生意显然清淡”，而格奥尔格的商行则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在个人生活上，朋友“准备独身一辈子”，而他则正准备与一位富家小姐结婚；朋友在俄罗斯过着孤独的流亡生活，格奥尔格则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朋友的不幸使格奥尔格对自己眼下的生活心满意足。

格奥尔格的视野是狭窄的，视野的狭窄意味着格奥尔格缺乏对世界和社会的理解和沟通；而叙述视野的变换则意味着意义的变换。家就是格奥尔格的最终选择，而离开家就意味着孤独、危险和不幸，在这一点上他与他朋友的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格奥尔格的朋友曾劝说他移居俄国，“并且详述了格奥尔格家若在彼得堡设分店，前景将如何如何。”而格奥尔格却毫不动心，他认为他朋友所列的数字同自己现在所经营的范围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解释自己三年没有回国的原因，格奥尔格不以为然，“他的解释完全是敷衍文章，说是俄国的政治局势不稳，容不得一个小商人离开，哪怕是短暂的几天都不行。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成百上千的俄国人却安闲地在世界各地旅行。”格奥尔格认为，他的朋友即便来参加他的婚礼，也会感到“非常勉强，自尊心受到损害，也许他会嫉妒我，而且一定会不满意，可是又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不满，于是只好孤独地再次出国。”格奥尔格与他的朋友由于价值评判体系的不同，他们所关注和看重的生活也大相径庭，因此，通过格奥尔格的视角来评判朋友的生活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

朋友的不幸就是格奥尔格感到生活优越的基础。格奥尔格通过贬低他的朋友，通过想象他朋友的无助、落魄和卑贱以使自己获得某种满足和陶醉。在想象中他的朋友完全变成了被他彻底击败的竞争者：

格奥尔格表面上对朋友的关心实质上是给予他一种精神打击，其目的是为了取悦自己，证明自己在同代人中的聪明机智、幸福美满。真正阻止朋友回国的障碍不在别人，而在格奥尔格自己。

小说一开始，格奥尔格对他的朋友的否定态度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后来这种态度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清晰。起初，格奥尔格不愿意他朋友知道他订婚的消息，后来又说他不能阻止他的朋友通过其他的途径获悉他们结婚的消息，最后他又改变主意，觉得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但是，格奥尔格总是在信中写些无关紧要的事，名义上是“不要打扰他的朋友”，实际上是阻止他的回国。这样，“格奥尔格在三封隔开相当长时间的信中，接连三次把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和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结果完全违背了格奥尔格的意图，这位朋友竟开始对这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兴趣。”于是，格奥尔格索性将自己订婚的消息告诉了他的朋友：“我已经和一位小姐订婚了，她出身富家，是你出国以后很久才迁居到我们这里来的，所以你可能不会认识。将来反正还有机会告诉你关于我未婚妻的详细情况，今天我只想说，我非常幸福；你我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在这一点上起了变化：你现在有了我这样一个幸福的朋友，而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朋友了。此外，我的未婚妻——她嘱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不久还会自己写信给你的——也将成为你的真诚的女友，这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不会是无所谓的吧。”但这与其说是格奥尔格关心他的朋友，不如说是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最后他虽然邀请了他的朋友来参加他的婚礼，“我知道，以往你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来看我们，难道我们的婚礼不正是一次可以扫除障碍的机会吗？”但是，格奥尔格真正想说的，还是最后那句话：“不管怎样，你还是不要考虑太多，而只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吧。”格奥尔格最后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接下来小说进入第二部分。格奥尔格去看望他父亲，小说中的怪诞和非现实成分越来越浓，但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格奥尔格告诉他父亲，他给彼得堡的朋友写了封信，告诉自己订婚的事。

但他父亲的一句话使他前面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根基：“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格奥尔格没有回答他父亲提问，转而却开始关心他父亲的身体：别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个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亲。你知道，我是怎样想的？你太不注意保重你自己了。年岁可不饶人。商行里的事没有你我是不行的，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因为作生意而损坏了你的健康，那么我明天就把它永远关门。这样可不行。我们必须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方式。并且必须彻底改变。

格奥尔格所做的一切在于降低父亲的地位，使他不再成为自己的威胁，这就像他对朋友的怜悯一样，其目的在于肯定自己目前的生活和地位，不希望发生什么变化。“不行，父亲！我要请个医生来，我们都遵照医嘱行事。我们要把房间换一换，你搬到我前面的那个房间去，我搬到这儿来。”格奥尔格通过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父亲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他的父亲却“仍然是一个魁梧的人”，当儿子将他安放在床上，并帮他遮盖严实后，他的力量突然迸发出来。“‘不！’他父亲打断了他的答话喊道，并用力将被子掀开，一刹那间被子全飞开了，接着又直挺挺地站在床上。他只用一只手轻巧地撑在天花板上。‘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即使这只是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你是绰绰有余的。’”这里“盖上”（covered up）一词又有埋葬的意思，父亲显然明白儿子用这个词的意思。

通过格奥尔格的叙述视角，读者可以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洞察他内心深处的细微变化，但所看到的却是一幅非现实的图景。这幅图景与格奥尔格父亲心中的那幅现实图景完全不同，是父亲将现实性带入了格奥尔格的非现实世界，而读者从格奥尔格的视角所看到的，却是非理性、恐怖和非现实性的突然爆发。于是，理智以非理智的形式出现，幻觉变得秩序井然，以至于对于幻觉的破坏反而被当成了幻觉。与此同时，读者也开始觉察到父亲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现实，格奥尔格本能的反应反而更接近真实：

“我的父亲仍然是一个魁梧的人。”当父亲拒绝了格奥尔格的安排，并不将自己当作是一个需要被人照顾的年迈体弱的老人时，真实才浮现在我们眼前：“长久以来他就已下定决心，要非常仔细地观察一切，以免被任何一个从后面来的或从上面来的间接的打击而弄得惊惶失措。现在他又记起了这个早就忘记了的决定，随后他又忘记了它，就像一个人把一根很短的线穿过一个针眼似的。”

格奥尔格在他的安全保护体系被击得粉碎后不得不接受父亲的最后判决，“现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父亲将格奥尔格的世界与其他人生活的世界区分开来了。格奥尔格以自我为中心，不允许其他人有独立于自己的价值。他虽然已长大成人，但他的内心仍然是个孩子。他曾说他的朋友是个“大孩子”，其实，这个词用来称呼他自己反倒更加合适。因此，对他来说，父亲对他的判决是他罪有应得。

小说最后一句：“这时候，正好有一长串车辆从桥上驶过。”伴随着格奥尔格孤独、寂寞、非现实的世界的结束，是另一个无比活跃的现实世界。小说在借用了一个意象“交通”（traffic），这意味着来来往往、交流、沟通，而这正是格奥尔格所缺乏的。

最后这句话叙述视角突然发生了变化：读者不再通过格奥尔格的视角来看世界，而是通过外在于格奥尔格的叙述者的视角来看世界，因为格奥尔格这时已经落入河中，不复存在了。格奥尔格已不再是这道风景的中心，他只是这道风景中的一个景点。作为一个小小的景点，格奥尔格已经不再引人注目了，就像轰轰隆隆的车辆的噪音已经远远盖过了格奥尔格落水的噪音一样。格奥尔格由于自我中心主义被父亲判处了死刑，叙述者则由此取消了他所处的叙述中心地位。他的死使他不再处在事件的中心位置，而正是这一点使读者突然看到了世界的真实景观，而不再只是格奥尔格的眼中或心中的景观。

《判决》为卡夫卡的“《变形记》、《美国》、《在流放地》、《诉讼》等一系列风格独特的叙事作品开了先河”，标志着卡夫卡创作成熟期的开始。

——美国学者凯特·费洛里斯

作品非凡之处在于，在展示了任何一个判断过程都具有的缺陷之后，它仍然把读者无情地拖入到一个必须做出判断的境况中。然而，任何对于《判决》的判断与判决，都不可能逃脱作品的叙事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判断”的命运。可能之一，确认判决必须要赋予父亲的指控以一种逻辑上的连贯性，但这种连贯性在文本中是缺乏的。可能之二，试图回应指控来为格奥尔格辩护，需要一个现代主义的立场或女性主义立场的支持——它们反对父权和父亲的权威，这种立场如果贯彻到底的话，会主张颠倒一切判决。最后，认为这个作品是对判断之不可能性的说明的解读则会把解读者卷入到后现代意识的行为矛盾中：一方面坚称在一个绝对不确定的想象性世界里进行判断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却又乐于拥有作为一个判断者的特权和优先权。

——罗素·伯曼（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德国研究系教授）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奥地利作家，20世纪德语小说家。

作品有：《美国》、《城堡》、《诉讼》、《变形记》、《判决》、《饥饿艺术家》、《一次战斗纪实》、《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城徽》、《塞壬的沉默》、《一道圣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