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隶的母亲》是现代作家柔石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原载于1930年3月1日《萌芽》第1卷第3期。

黄胖（因患黄疸病而又黄又肿而得名）是一个皮贩，也兼做农活。因生活贫困，奔走借债，心情不好，染上了烟、酒、赌博等恶习，性情也变得凶狠粗暴甚至残忍了，以至于将刚出生的女儿投入沸水溺死。患了黄疸病后，债主又天天登门逼债，因而，急得想去跳潭自杀。在走投无路之际，便将妻子以身价100元、为期三年的条件典给邻村一个五十多岁秀才，为其生子承续香火。黄胖的儿子春宝刚满五岁，面对这残酷的交易，春宝娘即黄胖的妻子气得差点晕过去。

在秀才家的三年中，春宝娘既承担着为秀才生儿子重责，又要承担仆人的体力重活，还要忍受秀才老婆——-一个狠毒的老妇人——刻毒的诅咒和发泄；而自己的孩子春宝病重时，也不能回家去看望一下。后来，春宝娘终于怀孕了，并为秀才生下一个白胖儿子。因为思念自己的儿子春宝，她便为孩子取名“秋宝”。当秋宝两岁时，春宝娘完成了她作为生育奴隶的任务，被秀才一家赶回从前的夫家。她撕肝裂肺地离开了秋宝。她渴望看到离别了三年的春宝，可回到原来丈夫的家时，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身子和三年前一样短小的春宝已经不认得她了。看到春宝，秋宝又牵着她的心。而黄胖对她则更加冷漠。完成典当合同的她，在肮脏而又一贫如洗的家中，继续着她为奴隶和母亲的生涯。

浙东一带流行典妻习俗，典妻行为是重血缘承续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的丑陋习俗。它把有血有肉的人当作无知无觉的物予以典当。接受这种陋俗的损害，自然是由于农民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在封建制度下，劳动人民不仅身受经济上的剥削与压榨，同时还身受着超经济的精神虐待，连人世间普遍而又神圣的母爱感情也受到无情的摧残。《为奴隶的母亲》的写作年代，中国的农村斗争已经风起云涌。

《为奴隶的母亲》写于1930年1月，是作者在鲁迅的影响下，“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春宝娘

春宝娘是一个善良、勤劳、忍辱负重的农村妇女形象。因经济所迫，被自己的丈夫“典出”给一个年过半百的秀才，她只好扔下自己年仅五岁的儿子春宝去了秀才家，临时做了别人的生孩子的机器，为秀才生了另一个儿子秋宝。三年期满之后，她又不得不离开儿子秋宝，回到自已原来的家。家里的状况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贫穷与疾病仍然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等待着她的依然是“沉静而寒冷的死般的长夜”。

黄胖

黄胖，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典型形象，从职业上讲，他是乡村里的一个皮贩子，“有时也兼做点农作”，农忙时也帮人插秧，是为人称赞的一个劳动能手，但他家的生活一直却是贫穷的。

秀才

春宝娘的临时丈夫，地主。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为了给自己延续香火，不顾及别人的痛苦而典了个妻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伪善透顶。

秀才的大妻

秀才的大妻专横、刻薄，通过对比她更弱小者的欺凌，满足消除她内心的痛苦，以及因为自已没有孩子而产生的不安。

《为奴隶的母亲》借善良温顺的农妇春宝娘的不幸遭遇，控诉了“典妻”这种野蛮习俗，以及在这种制度之下封建阶级对于农妇的残酷压榨与欺凌，通过人物的悲剧性，突出宗教文化的“无我”性，深刻批判封建宗教文化对人性的戕害。

《为奴隶的母亲》通过名为母亲实为奴隶的春宝娘的悲剧，揭露了旧中国农村阶级压迫的残酷、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忍、社会的黑暗和野蛮以及封建阶级和农村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揭示了春宝娘在精神上、人格上所遭受的无情践踏以及她的非人命运、处境，反映了旧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对穷苦农民特别是劳苦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对比运用

《为奴隶的母亲》在写法上运用了对比手法。作者通过两个家庭中的两个妻子、两个儿子两个男人之间的生活、心理状态的描写与对比，更深刻地揭示了主题，控诉了罪恶的“典妻”制度。另外，作品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并根据不同人物采用不同的方法；用语言和动作描写完成对秀才、大妻的塑造；对春宝娘则更多地采用心理描写，从而表现春宝娘情绪的复杂。

白描手法

《为奴隶的母亲》善于运用“白描”来塑造典型形象，表现人物关系。小说一开始，就直入主题，写了皮贩典妻。在交代人物的职业和出色的劳动之后，小说写道：

“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样，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

仅仅几行文字，就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真实地写了出来。皮贩在困苦的生活中，看不见希望，于是，便自暴自弃，抽烟、喝酒、赌钱。这些并不能解除他内心的苦痛，于是他便在妻子和孩子身上发泄自己的郁怒，变成了一个凶狠而暴躁的人——用沸水溺死女婴、典出妻子。但他又决非麻木不仁，一方面，他凶狠和暴躁实际上是其内心巨大痛苦的显现；另一方面，从他典妻前的举动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对沈家婆关于典妻的劝说是“一边掉了几滴泪，一边却被她催的答应”的。他向妻子说明事情的原委时，痛苦不堪，‘“旋了三个圈子”也说不出来；说出之后又是“垂下头，声音很低弱，停止了”。妻子被典出上轿时，他是“用手支着头坐着，一动没有动，而且也没有话”。在这里，小说写出了他把痛苦咽在肚里的思想重负。

小说从现实生活的发展中，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把人物写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既有人情味，又有阶级的烙印。如对秀才；他既是一个普通的地主，又是被典者春宝娘的临时丈夫，因此，他不仅没有虐待过她，反而还对她不错，甚至有时还向她献媚以取悦于她，但这为的只是从这个年轻女人身上得到他在大妻身上所得不到的东西；当她怀孕的时候，他更是体贴、爱护她一但实际上他所喜欢和爱护的不过是一件将要发生显著效益的“工具”。当婴儿已经三个月，在秀才苦于给孩子取名的时候，春宝娘提出了叫“秋宝”，秀才听后大为认同：

“是呀，我真极费心思了。我年过半百，实在到了人生的秋期；孩子也正养在秋天；‘秋’是万物成熟的季节，秋宝，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呀！”

接着，又称赞春宝娘是是“天生的”聪明。从秀才的这些言语，我们仿佛看到了秀才那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样子。他也许确实喜欢和赞赏这个“妻子”，但他喜欢和赞赏是一个“为奴隶的母亲”，是一个为他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决不是一个和他处于平等地位的女性。

在描写大妻的性格特征时，小说也运用白描手法。小说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通过对人物语言行动的描写，来揭示其内心世界、刻画其性格。作为一个主管家务的地主婆，她阴险狡猾、专横刻薄、尖牙利齿，时时处处显示出作为一个统治者的权威和狠毒；但作为一个生不出男孩的女性，她又有自己的苦衷，所以，当春宝娘到来时，她态度殷勤，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和大度一她亲自出来“迎接”，并很“亲昵似地将她牵上沿阶”，同时，“滔滔的一席话”，说得春宝娘“一时酸，一时苦，一时甜上心头，一时又咸的压下去了”。但当春宝娘和秀才生活在一起后，女人固有的嫉妒，加上她的权威地位，促使她对秀才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这些都对春宝娘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她虽把春宝娘当女仆一样看待，但外表却佯装善良。如她换下来的衣服，春宝娘给她洗了，她却说：“我底衣服怎么要你洗呢？就是你自己底衣服，也可叫黄妈洗的。”可紧接着又说：“妹妹呀，你最好到猪栏里去看一看，那两只猪为什么这样喁喁叫的，或者因为没有吃饱罢，黄妈总是不肯给它们吃饱的。”小说通过对人物这些日常生活中普通语言的描写，鲜明地揭示出其性格。春宝娘怀孕之后，本来她也是高兴的，但看到秀才“奉承”春宝娘时，她又“怨恨”和“气恼”起来了，进而恶毒地讥刺春宝娘，或指桑骂槐地羞辱她，使她内心感到痛苦。然而，春宝娘怀孕终究对她有好处，因此她“在别人面前，竟拿起花布来做婴儿用的衣服”。“奴隶”生了儿子，她也微笑地点头，交待佣人要暂时“瞒一瞒”；“给小猫头避避晦气；假如别人问起也答养一个女的好了。”表现出相当的小心和珍视。可儿子稍微养大一点，“续后”的目的达到了，“工具”也就无用，她也就不再佯装和蔼、善良，赤裸裸地表现出主子的威风和刻毒，凶狠而坚决地反对继续将春宝娘留下来。而且，当黄妈提出叫一顶轿子送春宝娘回家时，她虽手里还捻着念佛珠，嘴里却恶狠狠地说：“走走好罢，到那边轿钱是那边付的，她又那里有钱呢，…...她不必摆阔了。路也不算远，我也是曾经走过三四十里路的人，她底脚比我大，半天可以到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她的喜怒哀乐之情，她的矛盾的内心世界，变化得极其自然而又清晰可辨。

心理描写

春宝娘是一位善良、质朴、温顺的妇女，地位又极其低下，因而，在生活中很少有她的发言权，而她的性格又决定了她的少言讷口。因此，在小说中，她说的话很少。于是，小说便着重运用心理描写来揭示其性格。

在出典的前夕，春宝娘彻夜未眠，忙着修补春宝的几件破衣服，“春将完了，夏将到了，可是她连孩子冬天用的破烂棉袄都拿出来”从这里，人们仿佛可以听到了一个慈母跳动的心。可丈夫却酣然入睡，孩子也一片童真，这颗慈母的心也就无人理解了。

到秀才家后，“她可以听见房外的大娘底声音在高声地骂着什么人，她一时听不出在骂谁，骂烧饭的女仆，又好像骂她自己，可是因为她底怨恨，仿佛又是为她而发的。”这决不是春宝娘的多心。她此时的心理活动很清楚，她在秀才家所处的低下地位，她与大妻的特殊而微妙的关系，使她不能不这样想一在秀才家里，她只是生子的工具，而不能有任何人的感情，处处受到侦探般的监视，动辄得咎，招来辱骂；同时，在秀才眼里，她除了是生子的工具，还是泄欲的对...…这些都证明她的想法是正确的。

在春宝娘提出了叫新生的儿子“秋宝”而受到秀才的称赞时，小说这样写道：

接着，又称赞了一通婴儿底母亲：说是呆读书实在无用，聪明是天生的。这些话，说的这妇人连坐着都觉得局促不安，垂下头，苦笑地又含泪地想：“我不过因‘春宝’想到罢了。”

在这里，既表现了春宝娘对春宝的想念，又表现了她此时此地的辛酸而凄凉的心情。在外表上，她不能不“笑”，但只能是“苦笑”，幸好是“垂下头”，大家看不见她眼中是“含泪”的呢。

有秋宝后，她面临着两难处境——和秋宝在一起，就得与春宝分离；和春宝团聚，又得与秋宝分离。由于皮贩重病在身，她甚至想到三五年内他死掉了，自己便将成为一个佣人，“永远在这新的家里住下去”，于是她眼前浮现了这样的幻景：

..…秋宝睡在她底怀里，含着她底乳，可是她觉得仿佛春宝同时也站在她底旁边，她伸出手去也想将春宝抱近来，她还要对他们兄弟两人说几句话，可是身边是空空的。

她的这种理想是畸形的，令人心酸落泪；但就连这样的理想在她来说也不可能实现。小说充分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在完成了作为生育奴隶的任务离开地主家时，她很想对秋宝说几句话：“别了，我底亲爱的儿子呀！你底妈妈待你是好的，你将来也好好地待还她罢，永远不要再记念我了！”可她没有说，因为它和母爱相背离，是违心的语言。回到了自己的家时，她日夜思念着的春宝却已不认识她了。自己生养的两个孩子一个和自己永远分别了，一个陌生了,她那像火一样炽热的母爱，被悲惨的命运无情地扼杀了。

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先后被译成日、英、法、俄等文，在世界各地出版，并深得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赞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卷）》：《为奴隶的母亲》以浓重沉痛的笔墨，写出了在贫困和陋俗的夹攻下，贞操可以典当，神圣的母爱感情也因之被毁灭的社会历史荒谬性，从而以出色的艺术表现力升华出一种严峻警拔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灵的双重悲剧境界来。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蓝棣之《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有两重结构。在显在结构中，是一个奴隶母亲屈辱的非人的故事，是阶级的压迫与掠夺。而在潜在结构里，是一个特殊的爱情故事...…是按照旧社会里农村地主与多少有些感情的小妾关系模式来描写的，...…潜在结构并没有加深显在结构的意义，而是颠覆和瓦解了它。

当代作家徐继东《沉寂乡土的痛——从两性生存的悲剧意识解读〈为奴隶的母亲〉》：《为奴隶的母亲》展示在传统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浙东乡村相对封闭与沉寂的生存状态，以对男性人格的矮化与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的分析，揭示文化负累是造成作品人物悲剧命运的重要成因以及作家独特的悲剧意识与文化思考。

聊城大学教授刘东方《一本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为奴隶的母亲〉解读》：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内质上是一部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从创作主体来看，柔石是左翼作家中的“现代派”；就主题而言，《为奴隶的母亲》透视了人生存在的困境，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内蕴；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为奴隶的母亲》具有现代叙事方式的特征。

柔石（1902—1931年），原名赵平复，又名少雄，浙江宁海人。1928年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曾任《语丝》编辑，并与鲁迅先生同办“朝花社”。1930年初，自由运动大同盟筹建，柔石为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曾任执行委员、编辑部主任。1930年参与由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后成“左联”机关刊物）编辑工作，并创作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控诉封建社会。同年5月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在上海被捕，同年2月7日与殷夫、欧阳立安等23位同志同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遗著有《柔石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