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万言书参与论战,是
改革开放进程中“左”派的一个招数。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之初,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的有四份万言书,其焦点都集中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几乎都有同一个观点: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导致社会主义变质、
执政党变质、孳生资产阶级的渊薮。
这四份万言书,从1995年开始流传,后来在香港结集出版,冠名《北京地下‘万言书’》,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地,一般简称《万言书》。这些“地下论文”以上纲上线的理论形式和严厉的批判指向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交锋》的作者之一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这四份“万言书”臧否党国大计,内容敏感,深思熟虑,褒贬分明。其矛头所指,是
邓小平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其论述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其思想指向,一言以蔽之,是反对改革开放,提倡阶级斗争,恢复极“左”路线。“万言书”要求限制外资,打击私有企业,开展党内路线斗争,批判知识分子,斗争党内“
走资派”。
“万言书”从文章的语气、内容到理论的高度,使人觉得大有背景,引起不少猜测。只是过去几年,人们认为有邓小平在,大局可以稳得住。而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之后,人们难免有所疑虑。事实上,持续了几年的关于改革开放、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各种力量的较量和各种思想的交锋日趋尖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去世,使一些坚持旧体制的人认为有机会扭转局面,利用各种方式挑起争论,对政局造成很大困扰。有一个地方的书记看到万言书之后,心有余悸,推迟了本来要召开的一次扩大开放的会议,表示看看北京的情况再说。这些舆论的确在北京政局中发挥了影响,一时间“左”的思潮上升,并波及外地,造成一些干部在改革中“想说话不敢张嘴,想走路不敢抬腿”。一位主要的中央领导同志还说:“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足可证明“左派”反对改革的势头凶猛。
不管怎样,“万言书”里宣扬的观点是不得人心的。许多人或写文章,或发表谈话,对“万言书”中的观点进行反驳。时任
中央党校副校长的
邢贲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经济学家
董辅礽说:“整天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
在当时,对“万言书”反驳最尖锐的是《交锋》。这本书把四份“万言书”公开到全国人民面前,既对“万言书”提出自己的看法,也让全社会对“万言书”的观点进行评判。于是,因《交锋》引起了一场新的“交锋”。《交锋》犀利的文字刺中了“万言书”的要害:否定改革、否定邓小平理论、削弱党中央领导权威、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万言书”的作者及拥护“万言书”的人发起了对《交锋》的围剿。1998年4月,北京“左派”举行了一次大规模聚会,并有俄国“左派”人物参加助阵。随后,北京“左派”三杂志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对《交锋》进行谩骂攻击。在“左派”誓师大会之后,原告某人冲到最前线,到法院控告《交锋》侵权——即未经授权而在书中引用了其文章。其结果是,围剿不成功,官司没打赢,而《交锋》所宣扬的改革更加深入人心,《交锋》仅在一年内就发行了200万册,还不包括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