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曾经出现
谭嗣同、夏曾佑、
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并实践的诗歌和散文方面的革新运动，但不久便失败了。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大量输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一些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便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出现了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五四”文学革命正是适应这种思想革命形势要求而出现的，它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
“五四”文学革命是于1917年初由
陈独秀主办的《
新青年》杂志首先发难的。但是在此以前一些进步报纸刊物已经有所酝酿和鼓吹。1915年到1916年期间，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晨钟〉之使命》等文章中，阐明了一个国家新文明的产生与新文学的勃兴之间的关系，认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据此他反对“柔靡艳丽”、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学，希望一些觉醒的青年和哲人，能够创造出“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陈独秀发表了《欧洲文艺史谭》的长文，介绍西方进步的文学思潮，并在一篇通信中，针对当时封建文艺“浮华颓败之恶风”，提出了中国文艺应当抛弃“古典主义”而趋向“写实主义”的思想。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同少数学友研思辩论文学改良的问题，并于1916年底给陈独秀的信里，在批评旧文学腐败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要求出发，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文学的“八事”主张。这些酝酿与鼓吹实际上可以视为“五四”文学革命最初的思想萌芽。
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五四”文学革命发难的第一个信号。这篇文章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胡适还依据历史进化的眼光，反对旧文学言文分离的现象，主张文学语言同口语的接近，提出了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接着，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高举起文学革命军的大旗。陈独秀以激进的战斗姿态，从与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关系上阐述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明确提出了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反映了反对虚伪艰涩的封建旧文学，建设现实主义的新文学的历史要求，使得文学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了。陈独秀在文章中还表示，愿同国内外文学界豪杰之士一起，“不顾迂儒之毁誉”，而明目张胆地与“桐城派”、“骈体文者”、“江西诗派”等代表的“十八妖魔”宣战。陈独秀这篇富于战斗性的论文，实际上成为发难时期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
《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主张反映了历史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在给《新青年》编者的许多信中最早表示了“绝对赞同”的态度。他对封建旧文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1917年3月致陈独秀信中第一次把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大家们指斥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他还从语言文字演化的历史事实为“言文一致”的观点和白话文学应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探讨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界说，对于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造新韵等问题，都进行了建设性的研讨。钱玄同的《〈尝试集〉序》、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议》，或从文学语言与口语分化的历史，或从文学发展新陈代谢的规律，论证了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是势在必行的。1917年8月，钱玄同还第一个提出《新青年》发表文章应“渐渐改为白话”，并表示从这时起自己一切文章通信躬身励行。这些文章和意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文学的堡垒，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
在1916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里，就文学改革运动理论主张的内容和指导思想的性质来看，还是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范畴。到了1918年，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便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一批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一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领导和骨干。文学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也带上了更为鲜明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更高地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的旗帜，表示面对政府的压迫和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坚决态度。鲁迅在斗争中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以他最勇猛热忱的战斗，成为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李大钊发表了《新纪元》、《什么是新文学》等文章，不仅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僵尸，也批评了刚刚萌蘖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新毒”，深刻地论述了新文学的实质。他指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必须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有了新的发展。《新青年》自1918年5月第4卷第5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1919年1月，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杂志创刊，发表了反对封建礼教、赞助新文化运动的论文和创作。《晨报》第7版（副刊）、上海《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也相继改为白话刊登新文艺作品。据统计，仅1919年全国出现的白话刊物就有400余种。
新文学创作成绩的出现略晚于理论的倡导。1917年2月于《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词后，又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期开始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创作，后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参加新诗创作，以此向旧文学表示示威。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稍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槃》等后来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诗篇，也都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狂飙突进的时代色彩。以描写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和反抗为特征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渴望创造新的生活的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了迥异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的特色。
“五四”文学革命明显存在一些弱点，如对待过去的文学传统缺乏具体分析的历史的批判精神，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市民文学，因而还不能使文学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接近，但是就其理论主张的时代性质和创作实绩的崭新特征来看，这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它宣告了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文学的诞生。